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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廉政研究_2016.1
作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6-12-06   点击数:

西安廉政研究

2016年 第1期(总第17期)

西安廉政研究中心                     2016112

 

[权威评述]

2015中国反腐八大亮点…………………………………………(1)

[理论研究]

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

……………………………………………………刘红凛(3)

什么是党性…………………………………………………陈培永(12)

中共三代领导人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研究 ……………… 廖志安(17)

[派驻制度建设]

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支撑…………………………………………(23)

创新组织制度 实现全面派驻……………………………………(25)

[基层声音]

遵守《廉政准则》 书写清廉人生

——浅谈学习廉政准则的若干思考…………………崔娜萨(26)

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问题及其对策……………………周桂英(28)

[工作回眸]

2015:西安廉政研究中心丰收的一年 ……………………巩建萍(34)

2015中国反腐八大亮点

   2015年,反腐是中国最具热度的话题,与猛烈反腐风暴相呼应的是一系列落地有声的制度性建设。梳理一年来的反腐行动,八大亮点值得关注。

亮点1反腐没有休止符

   ■新闻盘点 截至1215日,今年已有郭伯雄、周本顺等20多个省部级以上干部落马。至此,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超过120个,所谓“反腐转段”“一阵风”等论调不攻自破。据中纪委统计,八项规定出台三年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万余起,处理人数13万余人。2015年,包括4个省部级干部、283个地厅级干部在内的23951人被党纪政纪处分。

■专家点评 通过严厉查处减少腐败存量,通过制度建设堵住腐败增量和变量,反腐行动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

亮点2明确党纪严于国法

   ■新闻盘点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明确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准则适用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

   今年以来,各级纪委通报中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明确信号。中央纪委对河北省原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专家点评 今年的重要变化是纪检部门执纪中将纪律挺在前面,明确对党员的要求高于群众。具体思路是靠法律惩治贪腐的极少数,靠党纪管住党员干部的大多数,从源头防止腐败滋生。

亮点3海外追逃成反腐“第二战场”

   ■新闻盘点 截至10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从63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各类外逃人员627个。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162个,逃往境外超过10年的32个。江苏、北京、广东、江西、浙江、河南等地先后有多个“红通人员”落网归案。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的“百个红通人员”之一杨进军,是“中国第一女贪官”杨秀珠的胞弟。

■专家点评 海外追逃已成我国惩治腐败的“第二战场”。中国正在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制度为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海外不再是逃避司法打击的“避难天堂”。

亮点4对“团团伙伙”“山头主义”零容忍

   ■新闻盘点 今年以来,纪委以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为审查重点,对“团团伙伙”“山头主义”加大打击力度。

   中央纪委通报显示,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因严重违纪被审查,并有“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杨栋梁等的违纪通报中都有“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的表述。

■专家点评 今后,“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将难有生存空间。

亮点5聚焦群众身边“蚊蝇腐败”

   ■新闻盘点 今年以来,各级纪委对群众身边腐败案件的通报频率显著提高。中央纪委专门督办一批基层干部的典型违纪问题,进一步释放严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的信号。

   “顺吃苹果”、大办婚宴等一些小贪小腐、抓早抓小的问题更多出现在纪委通报中。此外,截留农村低保户“养命钱”、骗取农业保险“救灾钱”、冒领已故五保老人“死人钱”、克扣贫困家庭“扶贫款”等民生领域腐败也被大量通报。

■专家点评 以“打苍蝇”“抓问责”为重点,最终要让群众看到、享受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

亮点6对腐败追究党委主体责任

   ■新闻盘点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有9000多个领导干部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

   ■专家点评 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意味着明哲保身当“老好人”、对下属贪腐苗头熟视无睹的“太平官”不好当了。

亮点7专项巡视“利剑出鞘”

   ■新闻盘点 今年,中央巡视组加大对中管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探索分行业、分领域专项巡视,实现对中管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的巡视全覆盖。

   今年多个省部级国企高管被查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被发现存在违规围标串标等问题,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中远集团一些领导人员在巡视前“顶风”公款旅游、公款打高尔夫球、滥发奖金、到风景区开会等,均被通报处理。

   ■专家点评 专项巡视把一大批专业性强、带有行业特点、之前不易发现的腐败问题揭露出来,使巡视工作更加深入,反腐更加高效。

亮点8纪委“清理门户”自我净化

   ■新闻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违纪干部3400多人。纪检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相继被清理出去,体现了反腐部门不护短、不手软,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8月,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钟世坚被立案调查;9月,北京市怀柔区原纪委书记周燕因公款旅游被撤职;12月,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严重违纪被“双开”、安徽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方克友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专家点评 纪检监察干部责任重大,解决“灯下黑”问题至关重要。2015年,各地纪检机关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主动“清理门户”,从制度上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本文摘自新华网)

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

刘红凛

   “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历史的基本结论;“打铁先得自身硬”这是民间俗语,也是党的建设的“硬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风”与腐败等党建突 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反复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奉行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 “零容忍”,以改革创新精神、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在短短两年内,党的建设就取得了举世瞩目、内外公认的显著成效。同时,彰显了十八大 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与实践特色。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当代意蕴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从历史上看,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还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高其素质。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一文中深刻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突出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越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局面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加强调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新 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党和国家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及党员队伍的发展变化,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异常严峻,在信 息网络条件下更显突出,“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 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 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新时期党的建设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历史实践看,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基本原则。那么,为什么“四风”问题还会不断反复,腐败愈演愈烈?这 其中原因很多,因为党的建设既受历史因素影响,也受现实环境因素制约;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个体因素看,这与有的党员干部未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有关。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看,这与我们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把握不深、把握不够、运用不当有关。从“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与“治党不严、治党不力”有关。正如习近平所言:“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也正如习总书记所追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客观上说,一些党组织的确没有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没有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没有“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

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思路与新要求

党 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的建设的严峻形势与“四风”及腐败等干部队伍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新的理念、 新的思路狠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纵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实践与举措,从“八项规定”到从严整治“四风”;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反腐倡廉、“老 虎、苍蝇一起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依规治党,等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轨迹跃然纸上,那就是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整治“四风”为突破点,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真抓实干、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纵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党建讲话精神,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思路跃然纸上,那就是:以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章、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为 根本态度,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点睛之笔,以提高党的“四自能力”、建设廉政政治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的领导核 心地位为目标;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精神支撑,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为保障,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真抓实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切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围绕上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与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突出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六个抓手”,即:第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在治吏。习近平强调:“党 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第二,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习近平强调,党员规模不等于战斗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必须严把“入口关”,严格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 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第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使每 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强调要把“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作为重大任务来抓。以上三个方面,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指 出,已经为大家所熟知。

纵观习近平其他场合的党建讲话精神,我们发现,他还强调另外三个“抓手”,那就是:第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内生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习近平强调: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与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惩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强调:“要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要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又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第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强调,既要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四自能力”。这“六个抓手” 可谓抓到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平台,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布局。

同时,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八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其中:“落 实从严治党责任”可谓“八项要求”之要领,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可谓史无前例,直指当前“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之症结。“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可谓从严治党之保障,既实现了毛泽东“思想建设”与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也使我们对党的思想 建设与制度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那就是“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 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四条可谓从严治党之必须、现实之急需;只有如此,才能 使全党同志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才能克服党内软弱涣散、好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现象。“从严管理干部”可谓从严治党的重点与关键;只有“选 好、用好、管好”干部、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才能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乃从严治党之道、党的建设科学化之 要。这八项要求,既是对我们党治党管党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凝聚着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活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工作指导性。

三、从严治吏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关键与重点

新时期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统筹兼顾、全面布局;又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那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何在?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党 的建设不能无的放矢,必须突出重点、找准靶子、点中穴位;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何防止国 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原则”中已经深刻指出。另一方面是因为,办好中国的 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与政治逻辑使然,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根本要求所在。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经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思路新要求,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十八大党建战略部署、突出抓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 设的“八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进一步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进一步搞好党风 廉政建设,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紧建立健全保证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机制,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又抓聚焦问 题、找准症结、抓住关键,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将党建问题聚焦到党员干部队伍上来、狠抓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对 此,习近平不但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五条标准”,而且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成长为好干部”“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 约”等选人用人基本问题;这涉及到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选人用人制度、作风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自律与他律等诸多问题,涉及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干部 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与全部内容。

仔细分析习近平党建相关讲话精神,其现实针对性跃然纸上:第 一,他之所以强调思想建设,突出强调“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主要针对的就是有的党员干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 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用来装饰“门面”、“忽悠人民”;“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 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因此,习近平强调:“思 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要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党性修养作为干部成长的基本路径与必修课;广 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 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第二,之所以突出强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与“不唯 票、不唯分、不唯年龄、不唯GDP”的“四不唯方针”,主要针对的是选人用人中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主义、好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习近平强调:用 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必须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选人用人机制、纠正以往选人用人中的偏 差,“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 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第三, 之所以突出强调“严整‘四风’,打破‘破窗效应’”,主要针对的是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的“反复发作、愈演愈烈”问题。 习近平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 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 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第四,之所以突出强调“对腐败‘零容忍’、从严惩治腐败”,主要针对的就是干部队伍中形形色色的“权力异化”与“权力 腐败”现象,主要针对的是“老虎、老鼠、苍蝇”等胆大妄为、徇私枉法与腐败之道。习近平强调:“腐 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 “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反贪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第五,之所以 突出强调“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主要针对的就是党员干部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志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步调不 一致”等党内组织纪律涣散问题。习近平强调:“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因此强调:要严肃党的纪律、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上述可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建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主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以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整个党的建设”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特点与新启示

   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甚至超出人们预期的显著效果,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与信心有关,与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有关,与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当代理论统一与实践统一有关。结合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发现,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明显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 是坚持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所谓“科学治党”,简单地说,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就是要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按规律办事。所谓“从严治党”, 简单地说,就是党要管党、严肃党纪、严格管理、严惩腐败与不正之风。从党的建设史看,“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概念并非同时提出的:党 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从严治党”,“科学治党”的提出则相对较晚,直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我们党才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概念,直到党的十八 大才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开始实现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理论统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才开始自觉实现二者的实践统 一。对党的建设而言,治党务必从严,也务必科学;既要讲“科学治党”,也要讲“从严治党”,更要实现二者的理论契合与实践统一。若没有“科学治党”,党的 建设就容易陷入“盲目”、“人治”而缺乏成效;没有“从严治党”,“科学治党”就难以落实,容易流于形式;只有真正实现二者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才能真正促 进党的建设、有效解决党建问题。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当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时,党的建设就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党的建设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党领导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当二者背离时,党的建设就会成效大减、党的领导就会面临挑战、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曲折。十八大以来的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 是坚持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其中,第一,所谓“严字当头、真抓实干”,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四风”与 腐败问题的态度与行动上。从根本上看,对党的建设问题是奉行“零容忍”还是“适度容忍”态度,是“真抓实干”还是“走形式、走过场”,其实践结果迥异。若 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奉行“水至清则无鱼”,甚至认为“腐败是改革发展的润滑剂”等“适度容忍”态度,则无法有效打破“破窗效应”,无法真正有效地反腐倡 廉。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采取选择性态度,因人而异、执法不公;或者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惩处不力,即使有完善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也不足以整治 “四风”与腐败。这要求我们以改革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杜绝形式主义;必须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奉行“零 容忍”,克服“腐败心理”、反对“特权思想”、肃清“腐败文化”,如此方能树新风、正人心、得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整“四风”、反腐倡廉的实践再一次证 明:“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第二,所谓细致入微、有的放 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上。从根本上看,对党的建设是采取“粗放经营”还是“深耕细作”、是“有的放矢”还是“无的放矢”,其实践成效迥异。若 采取“粗放经营”,只作一般性要求而无操作性措施,或只作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底线,或只听雷声不见下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则党的建设难以做细、做 实,从严治党难以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只有从细微做起、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从简单明了、细致入微的“八项规定”立起,以反“四风”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既认真解决“四风”问题,又注重通过强化理想信念、规范工作程序、完善体制 机制抑制不正之风,反腐倡廉。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所言:“实践证 明,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成,集中教育活动要取得实效,必须找准靶子、点中穴位。”第三,所谓以身作则、以上带下,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路径上。 从根本上看,党的建设的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上下一致、一视同仁”还是“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其实践成效有天壤之别。古人云:“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史充分证明:“上 行下效”是党风、政风乃至廉政建设的基本定律。只有自上而下、以上带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才能东风压倒西风,正气压倒邪气;只有上下左右一视 同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如此才能“正乾坤”。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成效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这正如习近平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所言:“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 首先从中央做起,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作表率,是这次活动取得成效的关键。”“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 能立竿见影。”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得举世瞩目,甚至超出预期的显著效果,其成功秘诀就在于“严字当 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特定时期,政治领袖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等甚至 比制度机制还管用。

三 是坚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惟一的领导党,也是惟一的执政党,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来都 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党的建设从来都不是“自转”,都不是为建设而建设,而是“公转”的,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服务、为党 领导的伟大事业服务的。因此,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仅要从“小党建”(即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思考,还需要从“大党建”(即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相统一)高度、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的高度来深刻思考。从大党建角度看,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首要内容、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推 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 在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同时,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统一问题。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明确提出 了“六个紧紧围绕”的改革思路,最终落脚在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上,落脚在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上:其 中,一方面强调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强调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再一方面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协同推进。若脱离政治体制改革来探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就会陷入“自转”、“空转”甚至会流于形式;若没有党的领导体制与领 导方式的改善、没有党政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没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与监督体系,无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法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则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乃至整个党的建设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共同推进、“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角度看,新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与依法治国相协调,二者共同推进。对此,习近平201212月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2014年 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又一字不差地重申了这一点。这一方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改革与完善党的 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另一方面要求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一 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强调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 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还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同时强调:“党内法 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总之,新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把“从严治党”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整体框架之中,既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 内法规执行力,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更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提高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甚至也要求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 风建设、抓党的建设,从而促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另外,从治党理政的模式与方式看,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党,都存在一个“德 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治理而言,徒善不足以为政,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徒法也不足以自行,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只有德法相济、方利于治,内外相济,才利于序。对党的建设而言,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党内 规章制度建设,完善党内规章制度体制机制,依规治党。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科学的制度才能规范人、纠偏差、正人 心、造就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我们不乏“内省”“慎独”“德治”的传统与做法,缺乏的恰恰是民主、法治与完善的制度;新时期,若 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会缺乏基本保障与刚性约束。但从个体角度看,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这对“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也非常重要,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领导干部更具有主观能动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

什么是党性

陈培永

加强党性教育,提升党性修养,基础性工作在于搞清楚什么是党性。如果没有把握党性的内涵,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开展党性教育,捕捉到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着力点。从哲学理论的党性、政党组织的党性、党员个体的党性三个维度着手,有利于正确考量党性的涵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党性最初涉及到的是哲学、理论层面的问题,表现为“哲学的党性”、“理论的党性”等形式。在1843年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实际上就为自己的哲学确立了“党性”原则,“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 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认识到他的哲学要想改变世界,就必须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找到自己的 “代言人”,无产阶级要想解放自己并因此解放全人类,就必须建构紧密关照现实的“人间哲学”而不是 “天国哲学”。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与现实社会无关的抽象思辨,而是直接触碰现实、关照现实、并力求通过特定历史主体来改变现实的理论。

恩格斯在1845年批判德国思想家用“抽象的人性”和“普遍的爱”来宣扬“绝对的社会主义”时最早使用了“党性”一词。他总结了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套路:“稍 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 ‘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 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真是可怜得怕人”,“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 ‘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从此处,我们已 经能够相对清晰地读懂 “党性”的意思。

恩 格斯提出 “无党性”意在唤醒那些充满幻想的理论家,不要总是打着人性的旗号进行理论的空谈,无力地悲叹现实社会的不公平,而不去设想具体的阶级行动方案。理论失去 党性,对社会的批判再有力也不可能产生实际的作用,描绘的未来社会再美好也注定只是想象,离开现实状况谈抽象的人性,离开特定的群体谈普世的解放,这种没 有 “党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只能是“空话”,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的抽象性、所谓的普世性上而生成不了任何现实的力量。反过来说,理论有党性,就是要去除掉这种 抽象性,这种所谓的普世性,就是要坚持现实性,敢于承认它具有服务于和依靠于特定社会群体力量的意识形态性。

列宁进一步发挥了哲学党性的理论。在1905年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总结道:“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他提醒的是要看清楚哲学、理论背后的目的或意 图,不要被这种哲学、理论的表面所迷惑,要去谨防一些哲学、理论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贩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强调哲学的党性,有助于看清哲学的真实面目,意 识到那些自诩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哲学的虚伪性,丢掉那种天真地认为理论没有对立之分,一切哲学总是服务于全体人类利益的幻想。

哲学理论的党性问题在当代中国依然有价值。这不是说要用哲学的党性原则给不同的思想、理论扣帽子,而是说要看透国外思潮、新兴理论的 “玄机”,不能在追求纯粹哲学、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忽视哲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忽视这些哲学、理论所暗藏的特定政治力量的利益和意志。

列宁在1913年的 《糊涂的无党性分子》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国舆论界最普遍、最不正常的现象之一,就是轻视(如果不是公开否认的话)党性。”这句话值得当代中国的宣传思想部门警醒,思想宣传工作绝不能轻视党性。我们要敢于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领导权,让思想理论更好服务于党的事业。

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发展出了另一条理解党性的逻辑思路,那就是政党组织的党性问题。政党的党性,即是该政党的本质属性,是该党之所以 是该党而不是其他政党的根本特征,它通过政党的纲领、章程、宗旨、组织、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奋斗目标、根本制度等表现出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有精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 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纲领和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最鲜明的 本质特征。”理解这段话,可以把握政党的党性有几个层面的意蕴:

其 一,党性即建立在党员个性基础上的共性。政党,是由独立的、有特殊性的个体所构成的,而它作为政治集团又必然要求这些个体成员有共同性、统一性的方面。就 此而言,政党组织的党性就是指与个体成员的特殊性或个性相对应的普遍性或共性,它体现了该政治集团对全体党员个体的共同要求。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从这个方面谈到了党性:“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当然,讲党性,讲共性、一致性,不是要抹杀个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恰恰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不能抹杀个性的差别,不尊重个性,也就没有党性之说。个体成员各种各样,在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下遵守党性原则,在不同的实践中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能够做到党性与个性的统一。

其 二,鲜明的阶级性。政党要始终立足于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因而政党的党性也应该是阶级性的自觉的和集中的体现。一个政党有没有党性,党性强不强, 就看它的理论和实践有没有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在列宁看来,“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 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这意味着,党性就是政党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自觉的意识,是其为了赢取政治斗 争而必须要凝结成的集体意志。刘少奇也认为,党性就是 “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党性,因而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之分,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 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的党性就在于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 自觉地、主动地、有力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它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其三,严格的纪律性。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无纪律不能成政治集团。政党的党性因此也是政党组织所体现出来的严格的纪律性。没有组织纪律性,就没有党性。列宁在抨击俄国孟什维克的组织分裂行径时表达了这个方面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 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如果政党内部充满小组习气、庸俗观念、造谣中伤, 还没有自觉认识到革命义务,没有克服内部的分裂,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纪律,那这个政党就还处在没有党性的阶段。邓小平在谈到党性时,也将其与不讲团结、不 讲组织纪律的派性对立起来看,他指出:“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党性与无组织、无纪律是不相容的,我们提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也是对党性、对纪律性的重申。

其 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 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党性在此与先进性是同义语,评价马克思主义政党是 否有党性或先进性,就看它是否有先进分子构成,是否有科学理论来指导,是否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了社会实践。

政党组织的党性归根结底要在党员个体的党性中表现出来。胡锦涛曾指出,“我们党的党性特质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它 既体现在党章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奋斗纲领、路线政策、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和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又具体体现在广大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理想信 念、思想观点、道德品格以及学习、工作、生活等言论和行动之中。”党性具体表现为党员个体的党性,即个体成员在社会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特性,在此意义上党 性可以与党性修养关联起来使用。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系统阐述了党性修养的问题,把党性锻炼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个人修养联系起来,在不同的场合围绕这个方面强调了党性与党员的立场、方法、 作风、道德、廉洁、修养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总结来看,党员个体的党性,应该包含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的正确性,以及 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思想理论的科学性、理想信念的崇高性、工作态度的客观性、为政用权的廉洁性、道德追求的高尚性、自身修养的全面性等意。其中,世界观是 最为根本的。习近平指出:“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总体的和根本的看法,决定着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指导和支配着理想信念、思想境界、道德操守与行为准则,具有 ‘总开关’、‘总闸门’的作用。”

   看一个党员是否有党性,最根本的是要看他是否有正确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如果连最基本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都有问题,就根本谈不上党性的问题。评价党员个体是否有党性还应包括其他的标准:其一,政治立场是否坚定?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体现为党员个体在想问题、搞研究、做决策、办事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其二,思想理论是否科学?即是否认同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是否崇尚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它、信奉它并自愿接受它的指导,有能力把握它的精髓,按照其原则行事。其三,理想信念是否崇高?即是否对党的历史充满自豪感,对党的宗旨、章程、纲领的精神充分领会并践行,对党的建设以及未来发展充满希望,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深信不疑。其四,工作态度是否客观?工作态度、工作方法的客观与否涉及到党性的问题,毛泽东就认为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党性不完全,客观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如果没有,那也是没有党性。其五,为政用权是否廉洁?即是否能够坚持廉洁从政,保持作风端正,具备法治思维等等。其六,道德情操是否高尚?只 是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是不够的,党性不是底线伦理,要求高尚的道德情怀,要求高风亮节。这些方面最终落脚于自身修养的全面性,习近平曾对党性修养进行了总 结,“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加强政治修养,增强政治信念的 坚定性、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 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要加强纪律修养,增强纪律观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 要加强作风修养,做到执政为民有新举措、求真务实有新要求、廉洁从政有新成效。”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这就是党性修养的全 面性。党员个体的党性修养不是一劳永逸的,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反而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 所削弱,它因此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锤炼,不断地增强。党性教育的本意因此应该是通过切实的途径持续提升党员的个体修养,使整个政党的党性和先进性在实践中 彰显出来。我们要认识到,政党的先进性不代表它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进性并不代表在所有的实践中都是先进的。党的党性或先进性一定程度 上是理想的、应然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实然的,不能人为强调理想、应然层面的先进性而忘记现实、实然层面的不如人意。致力于实现党性的理想形态和现实形 态、应然形态和实然形态的统一,理应是一个政党永恒的课题。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中共三代领导人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研究

廖志安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尽管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不断继承、完善和创新党建的理论,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一、在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问题上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的认识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不断地深化,科学地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始终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毛泽东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毛泽东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挖掘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从客观方面来看,我党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农业大国的国情上,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如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在党内泛滥,滋生了党风不正的现象。腐败从根本上说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从主观方面来看,由于党员干部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思想觉悟太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胜利面前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必然导致贪图享乐、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毛泽东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对待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执政党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避免因腐败而导致政权覆灭的历史重演。1949年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胜利后执政的考验。毛泽东曾把掌握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毛泽东在19493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不要以为夺取了政权,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革命的路还很长,革命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全党同志必须做好继续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能放松自己的斗志。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腐蚀

共产党的反动策略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他警觉到资产阶级会在革命胜利时出来捧场,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警惕资产阶级进攻的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并非多余。建国初期在革命队伍中确实有少数人出现了蜕化变质的倾向,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向全党发出警告:必须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必须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在全国毛泽东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三反”运动深刻地教育了党员干部,清理了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后来他一直坚持同党内贪污受贿、以权营私等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防止了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滋长,基本上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从而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针对当时党内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降低,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实事求是地认识党风廉政建设斗问题的战略地位和对全局的重要作用。它虽然是局部的、个别的,但却涣散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加强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把党风廉政建设同党的兴衰、政权的得失、人心的向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等重大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因此,他强调:腐败现象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不惩治腐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告诫全党要高度警惕,防止腐败现象的泛滥。“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邓小平更加突出强调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反腐败斗争是防止我们国家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是否变质的重要保证。他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严厉地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麻木不仁,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89年他在与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江泽民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面对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面对党不管党、组织涣散、党风不正及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江泽民把加强党的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即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对于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他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全党同志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不断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扎实地进行下去,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在反腐败途径问题上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它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公理:要遏制并消除腐败这一毒害社会的顽症,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毛泽东提出依靠民主与监督能够跳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毛泽东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执政党要为人民执掌政权,就必须为政清廉,要做到为政清廉,还必须要有民主监督机制作保证。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实现人民对国家政权的管理与监督才能达到反腐倡廉目的,才能收到拒腐防变的良好效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依靠人民群众建立监督机制。毛泽东对于如何跳出历史上政权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主张依靠民主与监督就可以防止腐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民主与监督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战争时期和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认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他的一生也是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努力奋斗。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所创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的实践,对于遏制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高度重视监督制约机制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把加强监督作为推进廉政建设的有力武器。1957年4月8邓小平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他还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他的这些论述反映出只有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制约和防范机制,才能把腐败现象的发生降到最低限度。要克服和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就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就要加强监督制度建设,使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措施。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要有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舆论监督,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网络。他还强调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组或纪检员,县以上人民政府重新建立了行政监督机构。为防止干部搞特殊化,不断开展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构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策基础。

()江泽民强调监督机制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主监督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的权力不断集中和扩大,对主要领导干部监督难、难监督的矛盾日益突出,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腐败案件日益增多。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是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一套真正管用的监督机制,使监督制度化、法律化,把党内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各方面监督的合力。江泽民认为: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要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就必须强化监督制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江泽民指出,不管是谁,有了问题都要严肃对待,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的防范。强化监督,做到事前防范,是从源头上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防止滥用权力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权力监督制约的论述,切中了反腐败的关键,为新时期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为我党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丰富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是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在反腐败措施问题上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对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把依靠群众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针,也是他反腐倡廉思想的突出体现。他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反对腐败,推行廉洁政治的主体力量,赢得群众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夺取政权的重要法宝,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参与。通过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败,充分发挥了群众检举揭发的作用,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压力和群众威力,使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处。不可否认,建国以后毛泽东用群众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加强廉政建设,其真正的动机是为了防止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他的公职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是为了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探索出一条廉政建设的成功道路,但是这种方式是不科学的。毛泽东运用这种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反腐败,虽然惩处了一些腐败分子,但没有达到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目的。事实上这种方式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邓小平提出反腐败依靠群众的最佳方式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邓小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加强廉政建设统一起来。他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分注重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同“运动式”的群众工作方法区别开来,摒弃大搞群众运动。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他不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对于建国后毛泽东倡导的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反腐败并没有采取一概否定,提出反腐败既要依靠人民群众,但又不搞群众政治运动的策略方针。他认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副作用太大,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政府和人民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不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强调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包括在反腐败斗争中都必须要坚定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指出: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新时期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也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提供适当的途径和手段,使人民群众真正拥有选举、监督、弹劾、罢免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还强调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政权和各级企事业的权力。群众监督是民主监督制度的主要渠道之一,应把群众监督反腐败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反对搞群众运动,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反腐败的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中国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根本出路,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邓小平在反腐败措施的选择上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江泽民提出了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惩处相结合的方针。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群众反腐败的观点。按照既发动群众又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通过各种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原则,提出了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惩处相结合的反腐新思路。江泽民认为: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腐败分子再隐蔽伪装,也不可能逃脱群众的雪亮眼睛,他们的违法犯罪证据肯定被群众所掌握,所以依靠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最得力手段。因此,要紧紧依靠群众,通过建立健全举报制度、人民来信制度、群众评议领导干部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等各种形式,让群众广泛参与。同时,还需要有专门的机关依法查处相配合,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他的论述为今后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强化群众监督和专门机构的监督指明了方向。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致力于革命胜利和国家长治久安,始终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是对马克思廉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继承和弘扬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党风廉政思想,按照他们的反腐败斗争思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体对策,坚持标本兼治,打防并举的廉政战略,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腐败的成因更加复杂,迫切要求我们切实加大预防腐败的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亵渎党的性质和宗旨,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和谐团结,损害党的先进性。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切实保持廉洁,既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又是其重要途径和有力保证。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共三代领导人这种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廉政建设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和防腐治腐的制度创新,而且把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广东药学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创新组织制度实现全面派驻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坚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内涵发展,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全面派驻,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纪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信 任不能代替监督。所有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党内监督没有例外。过去,中央纪委没有向党的工作部门派出纪检组,也没有向人大、政协机关派驻,监督留了不少空 白,有的空白恰恰是要害部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从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做起,不允许“灯下黑”。中央机关把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抓紧 抓好了,对全党就是最好的示范、最鲜明的导向,这样才能以上率下、管好全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必须加快推进全面派驻。去年 中央决定,中央纪委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新设7家派驻机构,监督50多个部门和单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气魄。在驻在部门的大力支持下,7家 新设派驻纪检组已经顺利组建并开展工作,开始发挥监督作用。今年年底前,中央纪委还要再新设部分派驻机构,并对保留的派驻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就能实 现派驻全覆盖的目标。中央纪委已经为省区市推进全面派驻作出示范,省一级要“照方抓药”,加强派驻机构建设,切实强化党内监督。

推 进全面派驻,必须实施组织制度创新。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方式,要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全覆盖,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大量机构编制和职数。我们不能一讲 改革就要编制、增人员,不能因为要加强某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拉出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实质。改革就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持续推进组织和制度创 新。必须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坚持内涵发展、科学发展,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整合力量,使改革效益最大化。实现全面派驻,就要根据工作需要和业务关联 性,围绕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创新制度安排,采取单独派驻和归口派驻相结合的方式。对系统规模大、直属单位多、监督对象广的部门,单独设置派驻机构;对业务相 近相关或者系统规模小、监督对象少的部门,归口设置派驻机构。归口派驻改变了“点对点”的单一模式,让纪检组“吃一家饭、管多家事”,解决监督抹不开面子 的问题。实行归口派驻的纪检组监督单位多、工作任务重,必须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攥成拳头,这样才能形成战斗力。

派驻机构改革涉及的领域广、部门多、情况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把准方向、逐步推进。要从实际出发,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及时总结经验,制定派驻机构工作的专门规则,伴随着组织创新实现派驻监督的制度创新。

(本文摘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这是党中央依据党章规定,从形势判断和目标任务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

派 驻监督是党的自我监督的重要形式。我们党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派驻监督的探索,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纪律检查机关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规定,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这正是对党章规定派驻机构职责定位的遵循。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党内监督全覆盖。当前,派驻监督与落实党章规定、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作用也还没有发挥到位。首先是派驻范围有空白,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有140多家,十八大前只派驻了50多 家,且主要是向政府部门派驻,党要管党,就应当给党的工作部门派;派驻形式和派驻机构名称不统一,一些派驻纪检组工作定位不准、职责不清,对参与驻在部门 业务乐此不疲,监督责任却被放在一边,造成主业荒疏;还有一些派驻干部把纪检组当成养老的地方,不会监督、不愿监督,缺乏担当精神、怕得罪人,监督执纪问 责成为一句空话。

中 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地位重要、权力集中、影响力大,理应在加强党的建设、执行党的纪律上走在前列。从信访、巡视和审计等渠道,以及纪律审查中发现的情况 看,中央机关绝非净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同样严峻复杂。有的党组织、党员干部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松弛,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落 实不力,党的建设抓而不实、责任虚化。有的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四风”依然禁而不绝,防止反弹任务艰巨。有的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甚至团团伙伙, 存在违规选任干部、人事档案造假问题。有的下属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疏于管理、弊端丛生,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有的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资产管理等环节 以权谋私、设租寻租问题突出。出现这些问题,根子正是在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弱化,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不落实、监督责任缺失。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 来。如果看不住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中央机关不能在从严治党上做出榜样,就谈不上以上率下,反倒会上行下效、带坏风气。

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纪检体制改革的实践总结,也是贯彻四中全会要求、依规治党的 制度成果。中央决定,中央纪委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设立派驻机构、实现全覆盖,并对机构名称、责任权限、工作关系、管理保障、组织领导等作出了明确规 定。这是对派驻工作强有力的指导,也是强有力的规范,昭示了党要管党的责任担当和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

中央精神就是定音鼓,形势任务就是动员令。各省区市党委、纪委也要按照中央精神,紧密联系实际,正视和解决派驻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本地区纪委派驻机构建设取得实效。

(本文摘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遵守《廉政准则》 书写清廉人生

——浅谈学习廉政准则的若干思考

崔娜萨

廉 洁,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普遍的话题与永恒的追求。如果人人廉洁,社会则清明;如果官员廉洁,国家则富强。我们党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若干准则》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制度保证。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时刻做好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才能成为群众满意的干部。

一、透过内外形势,认清学习《廉政准则》的必要性

从 国际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世界依旧很不太平。欧 洲大陆正在面临一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等的多数赞成,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法案,为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行使集体自卫 权奠定了法律基础。还有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也是说三道四、挑拨离间。因此,西方敌对势力对付我们中国的想法并没有消失,我们正面临无硝烟的战争。 如果党员队伍自身腐化变质,就可能带来政权的颠覆。领导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拒腐防线十分必要、时不 我待。从国内形势来看,我们的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一些丑陋的现象也卷土重来。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违纪违法的层次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 来越大,违纪人数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党员领导干部,让大家不越“雷池”,廉洁从政、干 净做人。

二、识别犯错陷阱,筑牢遵守《廉政准则》的警戒线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的五十二个不准,虽然大多数禁令都是通俗易懂,但仍有部分犯错陷阱需要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警惕,树立底线思维,完善廉洁从政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超乎百姓日常交往标准的私务活动

第一条第三项“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准则中没有明确要求私务活动中不能接受礼品,但并不意味着在私务活动中可以随便交往。如果私务活动超出老百姓日常交往的标准,并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他人财物,便构成贪污受贿罪。

(二)领导干部买卖股票、离职退休经商的活动

马 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买卖股票应该属于正常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中也指出党员干部是可以买卖股票的,但必须符合规定。如果公职人员利用工作时间买卖股票,或者利用职权强行买卖等都属于违规行为。同时,党员领导 干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 活动属于违规。

(三)利用职权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谋利的活动

领 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还必须管好身边人,不让他们收受礼金,为他人谋利。有的人想“封妻荫子”,于是疯狂地为配偶子女敛聚财富,结果把家庭变成了腐败的 泥潭;有的人想“恩泽亲朋”,于是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结果把亲友害得家破人亡;有的人以“大树”自居,于是对身边工作人员偏爱、错爱,结果让自己 和身边人同时身陷囹圄。所以,领导干部要处理好亲情与党性的关系,切实做到不为情所误、不为情所累。

三、注重知行合一,贯彻落实《廉政准则》的精神实质

(一)加强学习,坚定信仰,做群众满意的干部

学 习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清代学者余怀认为:“读书能够使糊涂的人变得聪明,狭隘的人变得旷达,忧郁的人变得愉快,笨拙的人变得灵巧”。可见读书学习对提升一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塑造一个人的良好品行非常重要。所以,党员干部首先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金钱、美色、权力所诱惑。其次,坚定 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这些成就从来都离不开我们党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坚定。

(二)提升认知,自我调节,铸就阳

光 健康的心理好多官员走向欲望的深渊,大多是因为心理扭曲。所以,工作应注意消除一些不健康的心理。一是消除机会心理。决不能认为“机不可失”、“有捞白不 捞”。二是摒弃侥幸心理。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应该深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三是减少攀比心理。因为物质生活越丰富,精神世界越贫乏。四是克服虚荣心 理。不要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光彩和荣誉而栽了跟头,直至走上不归之路。

(三)管好家人,时刻监督,警惕家中后院“起火”

腐败案件有的是“前厅冒烟”,是领导干部自己出事,但也有一些属于“后院起火”。很多干部都是因为疏于对身边人的管理,才被拉下腐败堕落的深渊。所以干部要管住自己,还要管好身边人,才能避免家庭走上破碎的不归路。

总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既是一把尺子,又是一面镜子,经常对照,有利于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实际工作中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成为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作者系中共陵川县委党校研究员)

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问题及其对策

周桂英

随 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印发,各个高校都认识到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而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日益凸显,高校能否为 党和国家培育合格的接班人,大学生能否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认清形势,严于律己、拒腐抗变,廉政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从2005年 中共中央就制定并实施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从那时起廉政教育工作就已经开始在全国的大中小学相继展开。而大 学生作为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其中普及和推广廉政素质教育是一项从源头上来探索惩治、预防腐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推动高校 的宣传思想工作。

一、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研究现状

2005年 开始,大学生廉政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才开始多起来,并且研究也越来越细,而在这之前的研究很少,检索专业的相关文献还不足十篇。从已有的成果来看:王伟在 《江西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中指出廉政教育就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廉政理论和廉政文化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增 强大学生明辨是非、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其将来自觉做到廉洁从政、清白做人。罗子玉则在《做好大学生廉洁教育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于 廉政文化进校园工作的探讨和实践》一文中介绍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展“六抓”的经验,即抓机制、抓学习、抓调研、抓教育、抓实践和抓党员的有益探索。

这 些成果中既有对大学生廉政教育的重要性的探讨,也有对大学生廉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还有对大学生廉政教育途径的研究。总的来说现状如下:一是对大学 生廉政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他们都认为大学生廉政教育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其必要性的分析也大致分为外部社会环境和大学生 个人素质两部分。对于重要性也多是从对反腐倡廉意义角度论述的。二是指出大学生廉政教育的现状堪忧,亟待改进。如梁明就指出现在的整体情况就是高校重视不 足、廉政课程体系尚未形成、教育形式单一、大学生廉政意识淡薄。三是对大学生廉政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原则做了有益的探讨。指出大学生廉政教育必须以提高其 公正、清廉和敬业的职业素质为目标,积极拓展廉政教育的内容,增强其的可操作性。四是提出了一些大学生廉政教育具体实施的建议。比如有学者提出可以从高校 层面把廉政教育和其他的一些课程或者专业相结合,使其易于被学生接收,或者进行专业化的建设,也有学者指出应从大学生现状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其 实在国外,许多国家大学生廉政教育也已经进入校园,成为校园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有的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成熟的廉政教育机制。现在国外的廉政 教育,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廉政教育重点人群是青少年,可见大学生这一群体在反腐倡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他们的廉政教育是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保障、以良好 的道德环境为依托的,有的还伴有宗教色彩,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都是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价值的。

综 上可见目前我国大学生廉政教育的研究还尚未形成体系和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讲廉政教育,对于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所涉及不多,尤 其是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这一廉政教育的核心所述甚少。二是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有待提高,大多还停留在片段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上,应该找到一条连贯系统的 理论体系,在其指导下进行高校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研究工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推动研究工作的进行。三是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理论的层面,实践的可操作性不 强,仅仅是对各个高校大学生廉政教育的罗列。我们应在注重理论建设的同时,也关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症下药解决实际发生的问题,这样既有利于逐步提高大 学生的廉政素质,又可以为我们从事廉政教育研究积累知识素材。本文就主要从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大学生整体的廉政水平。

二、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基本界定

通 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我们会认识到,做好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关乎国家廉政建设大局的事情。那何为廉政素质教 育?学界对廉政教育所述较多,多指通过廉政相关知识的普及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期达到将来能廉洁从政的目的,但是对于廉政教育的核心廉政素 质教育所述却不多。其实廉政素质就是指对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廉政的基础,是集廉政知识、廉政手段、廉政素养为一体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就是 以提升大学生的廉政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因为只有廉政素质得到了提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廉政教育的问题,空谈廉政教育并不能见实效,需要落到廉政素质教育这 一实处。

大 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是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廉政水平的重要举措,因为大学生一方面有着嫉恶如仇的廉政教育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其知识储备和职业素质也更有可 能成为将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换句话说对其进行廉政素质教育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如此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使其不 愿腐败,就是要向大学生普及廉政知识,使其不敢腐败,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廉政手段,使其能自觉抵制腐败。

根据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目标来划分,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具体内涵就包括了三个方面:一 为廉政意识教育,这是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核心。大学生只有具备了廉政意识才能说廉政素质教育是成功的,这也是将来一个人走向社会后能够拒腐防变的根基所 在;二为廉政知识的教育,这是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大学生有廉政意识而无基本的廉政知识储备,就不能很好界定什么是廉洁、不廉洁会有什么后果, 更谈不上更好地廉洁从政、清白做人;三为廉政手段的教育,这是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具体实践措施。廉政手段在这主要指大学生如何能够廉洁为人的具体措施, 它是上两个教育的落脚点,将他们落到实处才能让大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不敢腐、不想腐和不会腐的廉洁的人。

三、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学校层面,也有大学生自身素质层面,产生的具体原因也很复杂,还具有动态性,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到分析和长时间的努力。当前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部 分大学生廉政意识相对淡薄。大学生原本是一个对国家政治极度关心,充满爱国热情的特殊群体,对腐败现象和社会不正之风更是特别的敏感和痛恨。但是,由于他 们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普遍存在把考试成绩的高低作为衡量教育成效的标准,而廉政素质教育在高校的尴尬地位就使得廉政素质教育成了次要或者可有可无的 了。这其实也对我们高校的宣传思想在提出了考验。

(二) 大部分高校对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不够重视。随着高校加强和改善宣传思想工作的推进,许多高校开始重视大学廉政文化建设,但是针对的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还 是有些重视不够。比如有的高校领导和教师就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专业课程知识,廉政建设是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的事,与大学生关系不大。有的高 校还认为廉政教育在高校的切入点是学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师,他们存在着腐败的可能性,而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并没有把其纳入廉政教育的范畴,从而对在大学生中开展深入的廉政素质教育重视不够。

 ()针 对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教育内容体系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课程在绝大多数高校尚未没有形成体系,多数是以零散的插入小节的形式偶尔出现在思想品德 课等类似的课程之中,更没有专业的教师任教,承担这一任务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的廉政素质教育时,由于授课内容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教学大纲,大多也是根据自己 的亲身经历和平时关注点,以零散经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授课,更没有系统科学的成文教材。而且目前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在授课方式上多课堂讲授,没有与课下 日常行为教育结合起来。

产 生这些的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社会和学校层面对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重视不够,也有大学生自身层面对廉政素质教育的淡漠。加之随着社会发展,西方社会中的 许多负面价值观念和现实中的消极诱惑和侵蚀,大学生在校期间其价值观念极易受到各种不良风气的熏染,甚至他们会把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戏称为社会的“潜规 则”,成为司空见惯的“正常”的事情。可见,各个层面的许多因素都会对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产生消极影响,要改善这一现状就要求我们从上述这些地方入手,研 究改善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现状的具体对策。

四、巩固和加强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对策

要 解决当前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学校层面可以完善相应的制度机制,为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也可以结合各自学校和大学生的专业方向来丰 富教育内容,并加强廉政素质教育的实践环节。大学生自身层面可以加强自律、增强廉政意识,积极参与学校的廉政校园文化建设,并且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和教 育活动。

()大 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必须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目前各个高校对于廉政文化建设都十分重视,也有许多有益的举措,但是却存在着一种怪现象,就是廉政文化 建设与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脱节,并没有把廉政素质教育理论寓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之中。针对这种情形,在进行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一方面 用廉政文化的各种相关理论来指导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实践来充实和支撑廉政文化建设理论,以此来提高高校廉 政文化建设的科学性,深化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途径和时效性。

()高 校要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为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提供支持。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应成为高校常规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把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与大 学生的日常教育结合起来,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法制观念意识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并且要形成常态机制,坚持贯彻下 去。高校也要把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加以重视,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大学生的心理生理发展规律,有步骤地推进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进课 堂,真正走进大学生的心里面。这项综合配套改革还要求高校各相关处室要积极配合,尤其是纪委、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等部门要及时跟进,制定出具体 的执行方法和步骤方案,建立健全与大学生课堂教育教学相衔接、与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相合拍、与党团组织活动相结合,与大学生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长期有 效机制。

在 这一综合配套改革措施中,特别要强调两个地方。一是高校对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宣传一定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应该形成坚持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贴近社会生 活实际、贴近反腐倡廉形势实际的舆论宣传方式,要充分利用高校自身的宣传阵地,比如校报校刊、校内广播、宣传橱窗等,把大学生廉政素质与各种文化体育活动 结合起来,还可以开通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专题网页甚至网站,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活动,营造出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二是要对大学生的教学 大纲、培养方案进行配套改革,使之适合大学生廉政素质的养成。大学生的常规教育主要以专业知识方面的教育为主的,但以往的教育多强调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 法纪教育的结合,却忽视了对专业甚至职业教育的渗透。要知道,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之后,主要从事和接触的还是和自己专业相关的领域,各种腐败违法行为也会 和这一领域相关,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结合专业特点进行的廉政素质教育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一教育和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一个潜移默化 的过程,需要从学校到教师层面的大力推进,并以制度等成文的东西加以固定和坚持。

(三) 大学生自身要自觉自律、增强廉政意识,提升自己的廉政素质。大学生作为的廉政素质教育的特殊群体,其自身既是廉政教育的重点对象,也正处在廉政素质教育的 关键时期,对其进行廉政素质教育是当务之急。大学生自身在学习过程中应该自觉加强自律,养成廉政习惯,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要做到这一点,大学生首先要 端正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但有时又缺乏必要的辨识和抵制能力,加之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和便捷,无形中 扩大了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尤其是物质欲望的影响,廉政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还要努力钻研专业知识,用科学完备的知识储备来正确认知这个社会和 自身,以抵御不良信息和社会风气的侵袭。同时大学生也应该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一方面更好的认知社会、了解社会,另一方面也在实际中了解自己,这样可以 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加以廓清,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认知,了解国家廉政建设情况,自觉形成良好的廉政习惯,无形中个人的廉政素质也就得到了加 强。

()要 形成全方位、立体化教学模式。对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不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还要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切配合,多用正面教育的方式,学校可以通过电 话、微信群、与家长集体或个别座谈等形式与学生家长进行交流和沟通,也可以请纪检监察机关的同志、优秀共产党员或廉政先进典型来学校作报告,用形象具体的 事例教育大学生。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言行就是社会的缩影,家长对子女的影响应该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大学生虽然已经快进入社会了,也具有了相应的 行为能力,但是家庭教育对其的影响不减反增,家长应充分利用大学生这时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社会舆论和各类媒体在廉政建设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进行宣传教育的时候,主要要以正面宣传为主,让廉政信念深入人心,通过廉政实例等生动形象的方式提升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总之,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社会形成全面推动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整体力量,把课堂以外的阵地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加大对大学生廉政 素质的潜在教育。

开 展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是全国各个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建立健全国家反腐败工作长效机制 的重要举措。当前正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之一,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党和国家加强和改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这一契机,利用自身的独特基础和优 势,下大力气改进大学生的廉政素质教育问题。我们要积极探索加强大学生廉政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扎实推进各项创新举措,并及时总结经验和好的做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廉政素质。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思政部、西安廉政研究中心]讲师)

2015:西安廉政研究中心丰收的一年

巩建萍

2015年,西安廉政研究中心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反腐倡廉机制体制研究工作,尤其是立足西安文理学院,结合实际探索纪检监察专业方向的建设和研究,开展纪检监察后备人才的培养和相关研究。

一、积极参与全市党风廉政建设

(一) 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积极承担《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宣传工作,开展《图解简明读本》编撰,以户县农民画形式在《西安日 报》等媒体开设专栏宣传,并将刊印发放至全市党员,《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中华文明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导。同时,遴选骨干 教师组成《准则》和《条例》宣讲团,已在高陵区纪检干部专题培训班、市文广新局、周至县等进行多场宣讲。

(二)发挥专家团队作用,开展廉政宣传进社区、廉政动漫剧本的创作等,部分廉政动漫剧作品已在西安地铁等进行播放。多名专家为西安廉政培训基地授课,参与西安市党风政风评议、为西安市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测试出题等,参政议政,服务地方。

二、认真编撰《西安廉政研究》

2015年出版《西安廉政研究》8期。改进办刊方式,由原来的24个页码增加到36个页码,增加了栏目,扩大了刊物容量;采取约稿形式,采用约稿11篇,推进和宣传中心专家研究成果,提升刊物的质量和影响力。

三、切实推动反腐倡廉科学研究

(一)完成了廉政研究机构和专业方向在陕西省教育厅和教育部的报备工作,为高层次课题申报创造了条件。

(二)以校政共建设为课题,积极开展纪检监察专业方向建设:

1.完善纪检监察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落实教学和学生管理等,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和产学研基地各1个;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纪检监察实务专家授课和“嵌入式”教学等,组织多位教师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培训,赴西安市纪委、雁塔区纪委学习,赴高陵区纪委、户县纪委调研等,提升专业素养;

3以纪检监察专业方向本科学历教育教材建设为课题,积极推进10本教材编撰。

目前,已有3本教材出版,7本教材已通过专家审核,修改后将陆续进入出版程序。

(三)取得的研究成果

2015年,中心取得的科研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较前都有明显进步,整体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公开发表论文8篇,科研立项课题8项,到账经费近40万元。

1.公开发表论文8篇,其中核心(除SCIEI1篇,普通7篇;

2.编写教材10部,其中3部已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3.获批纵向项目总数5项。其中省部级1项,地市厅局级4项。到账经费总数

9.5万元。新建“纪检监察专业方向校政共建产学研基地”建设项目,为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成为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

4.在横向课题合作上取得重大进展,与高陵区纪委签署3项合作协议,到账经费30万元,为地方发展献言献策;

5.形成调研报告10余篇,在陕西省高教系统“严明党的纪律 增强党性原则”理论征文和纪检监察工作调研成果评奖活动中荣获一等奖1个、三等奖6个、优秀奖2个,西安文理学院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高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四、努力扩大中心对外宣传

中心是中国管理学会廉政研究分会理事单位,2015年中心多位专家参与学会活动,如江南大学“太湖论坛”、北京“廉洁教育师资”培训和交流、合肥会议等,提交大会交流论文4篇。同时,先后接待了汉江大学、延安大学、内江文理学院、商洛师范学院等廉政研究机构来访,扩大了影响力。

通过与学会成员单位和兄弟院校加强联系,广泛交流,研究同仁对中心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西安文理学院廉政研究工作在中外比较研究、古今比较研究、两岸四地比较研究方面均有涉猎,已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党总支书记、西安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西安廉政研究中心

 址:西安市科技六路1号西安文理学院

 编:710065

 话:(0298938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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