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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监利县连续四任县委书记前腐后继
作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4-11-20   点击数:

2012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原县委书记李吉高突然被湖北省纪委调查了,他是16年来监利第四个被查处的县委书记。

据悉,李吉高是在2月24日被湖北省纪委带走的。当时,他正以荆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出席市里的一个会议。

事实上,2011年8月,李吉高从监利县委书记任上突然被调离时,监利官员就感到不妙。李吉高之前的三任县委书记,都是先突然调离,然后隔一段时间再被查处。

正是在李吉高调离的8月,湖北省粮食局副局长余日福被查处。他正是李吉高在监利县委书记位置上的前任。接近湖北省纪委的官员说,余日福涉嫌卖地受贿等问题。

而在余日福之前,两任监利县委书记杨道洲、杜在新,已在8年前先后被查处。当时他们一个正在黄冈当副市长,一个是荆州市委副秘书长。

自1997年杨道洲上任开始,16年间,监利县前后四任县委书记“前腐后继”,提供了一部县委书记腐败的突出样本。

 “我不提拔这些人提拔谁?”

一位当地的官员证实,李吉高落马的主要原因是“滥用干部,买官卖官”。2010年10月,湖北省委巡视组在监利巡视期间,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举报信,矛头直指县委书记李吉高的用人腐败问题。

举报信中的《2008年-2010年监利新提拔任用干部社会关系表》内容显示,某省级领导,有 多名亲戚在该县核心部门担任一二把手。一名北京商人,在监利就安排了四名部门负责人。一位知情官员指着表中某领导亲戚的名说,他只用了不到一年,就从一个 股长升到局长,过去起码要5年。

李吉高曾在全县党员干部大会上表示,“成熟一个,提拔一个”。有知情人说,李吉高甚至连一个派出所长的任免他都要亲自过问。

2010年8月,监利县人大以“能力太差”为由,否决了林业局长和住建局长的任命。不过在两个月后的第二次投票中,人大又重新通过了。“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最后你不听他的,能怎么办?”监利县一位人大常委说。

李吉高在用人问题上引发监利官员的公开不满。监利一位副县级官员回忆,一次常委会上,有常委发 牢骚:“对上面打招呼的人提得太多,会导致下边干部不思进取,只想找关系。”李吉高说:“我不提拔这些人提拔谁?以后我们跑项目、有困难,去北京去省里找 谁?我这也是为监利发展着想!”

在监利官员印象中,李吉高也的确三天两头就往北京、武汉跑。

李吉高的前任们,除余日福外,从杨道洲到杜在新,无一例外都涉及买官卖官。杨道洲、杜在新刚来 监利的那会儿,同样十分自律。1997年春节一过,杨道洲就把财政局长找来,将春节里收的礼金全部上交,还附上人名。2000年底,棋盘乡党委书记柳某以 老同学名义送给杜在新20只洪湖麻鸭,杜马上给司机、秘书们分了。

但在复杂的人情关系面前,杨杜二人廉洁的堤坝很快就坍塌了。

杜在新的判决书称,一年三节,光下属们送他的烟酒价值就数以万计,其中多数是妻子唐某收下的。后来唐某因病住院,几乎所有乡镇和10多个县直部门的领导去探望,走的时候少则给2000,多则给1万。

到后来,不管能不能办成事,杜在新都敢收钱。

为商人“两肋插刀”

阳光大酒店是监利最好的酒店之一。李吉高的前任余日福,很长一段时间都喜欢住在酒店的608号总统套房。有干部晚上找他办事,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他也从不接下属的电话,就算跟副书记也都是短信往来。

余日福上任时,面对杨、杜二人的前车之鉴,刻意跟监利干部保持距离,在用人问题上“滴水不漏”。“他临走时才提拔了几个人。”一位监利官员说。

余日福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和商人的亲密关系,以及为商人两肋插刀的“情义”。

2009年12月,监利县人大否决了余日福2007年签的一份“条约”。8388万元,这原本 是荆州华鼎地产公司竞拍一块459.2亩土地的价格。但根据余日福和华鼎秘密签署的“补充协议”,政府必须减免4769万的税收,再刨去“三通一平”花掉 的3100万,算下来,每亩土地出让金只有1.1万元。

更匪夷所思的是,“补充协议”还规定,华鼎从事房产开发的三年内,监利县不再审批商品房开发,不再允许集资建房。这意味着监利整个房产开发市场几乎被华鼎垄断。带着政府的“护身符”,短短两三年,华鼎就把监利房价从每平米690元炒到3200元。

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贱卖土地,余日福的这一做法,比起他的前任们,显然要技高一筹。

1997年,杨道洲上任。当时监利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开启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一直沉浸在“湖北产粮冠军”骄傲中的监利,留给杨道洲的除了垂死挣扎的几家生产粮棉的国企,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在此氛围下,杨道洲开始大搞基建工程,寻租闸门由此洞开。

现在监利县城几条主干道,都是杨道洲的主要政绩。那几年里,有一位不为人知的包工头,将监利几乎所有的大型工程尽入囊中。判决书称,杨道洲曾4次收受这位包工头贿赂财物共计3万元。

修几条主干道,并没有改变监利工业落后的面貌。2000年杜在新接任之后,第一个大手笔就是搞一桥两路工程--连接湖南岳阳的荆岳长江大桥,以及岳南高速公路和监洪高速公路。

中学教师出身的杜在新,尽管给人感觉“胆子比杨道洲小多了”,但和商人之间的交易比杨道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杜在新受贿的54万多元中,最大的一笔是深圳一加油站老板送的5万元。杜给他的回报是,跟有关部门打招呼,同意他在岳南高速上建了个加油站。

而杜的这些“事迹”,和后来的余日福,就不能相比了。2004年,余日福到任监利后没多久, “余疯子”的绰号就暗暗流传。在他手里,一场疯狂造城运动开始了。短短三四年间,监利县城从原先的15平方公里扩充到25平方公里,在征地拆迁、土地平 整、招商引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官商勾结行为。

余日福和商人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小打小闹的人情交易,而是更加大胆。他曾将监利县城最好的两所高中--监利中学和监利一中卖给一个女商人,这个女商人同时也是上述华鼎地产的大股东之一。

跟后来和华鼎地产签订“条约”一样,余日福卖掉学校的过程非常保密。班子会上有名人大副主任刚提出不同意见,余马上安排纪委书记找他谈话,要他提高认识,这位官员很知趣地把意见撤回了。

冲刺政绩:从贷款修路到疯狂卖地

县委书记继续升迁路窄,政绩工程是决定能否升迁的关键。

监利县城一处被肢解的小楼旁,五星红旗仍在空中飘着。2011年3月30日午夜,十多名壮汉将酣睡中的两家共7人拉出,对这幢拥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房产进行强拆。

在政绩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下,监利县的暴力强拆,是李吉高将土地财政发挥到极致的生动写照。一位熟悉内情的官员说,仅2010年前10个月,监利光卖地就卖了7亿。

李吉高在延续着余日福圈地造城的疯狂。当年余日福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是江城大道的整新扩宽工程。路旁碗口粗的樟树,被全部铲掉,整个工程花了3500万。但在公众眼中这是个花架子工程--监利人口密集的车站路口一盏路灯都没有,但空荡荡的江城大道却整夜亮着灯。

余日福为了建工业园区,圈地千亩,花了十多亿,几乎是前五年的4倍。今天放眼望去,许多地块依然荒草丛生。监利上述熟悉内情的官员透露,工业园“对外号称招商引资了好多亿,但工业园建成第一年的税收才8万元。三十多家企业,开工不到三分之一”。

有位外地商人曾打算到监利投资,但在发现监利最好的建筑是政府大楼后,就放弃了。“行政成本太高。”他说。这栋造价过亿的政府大楼,同样是余日福的政绩之一。

许多人并不知道,工业化是监利几任县委书记的共同梦想。

1996年和1998年的两场特大洪水,让杨道洲纵使想发展工业也无能为力。借钱修路,成为他留在监利人心中最深的印记,为此欠了一屁股的债。

但在上级眼中,这却是他敢作敢为的证明。一位曾经参与考核杨道洲的老干部对杨的评价是:“敢于拿大措施、做大动作,是个难得的将才。”2000年,杨道洲升任荆州市副市长。

杜在新2000年接手监利时,用“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当时,监利的工业被周边的仙桃、潜江甩在后头,“农民真苦”已成监利的符号。

杜当时的思路有两个,一个是“以水富民”--依靠监利的水资源发展养殖业。“他来的时候,居民银行储蓄只有14亿,水文章做了三年之后就有26亿。”杜在新时代的一位乡党委书记回忆,当时乡里存款二十多万元的人家多的是。

另一个是“以工兴县”,但发展却举步维艰。2000年,监利工业税收只有少得可怜的2000万。据杜后来回忆,仅有的几家浙江小企业落户监利,还是靠时任湖北省委领导牵线。

先调离再被查处

杜在新被查处前,是荆州市委副秘书长。他的继任者命运一个比一个好,余日福被查处时是厅级干部。李吉高赶上了2010年湖北省委组织部门“副厅级县委书记”高配的东风。

湖北省委巡视组官员说,这是把双刃剑,“高配后,县委书记经济审批权反而增多,更难以监督。”

监利四任县委书记腐败,令当地官员提及干部异地交流制度中一些不能忽视的缺陷。监利过去四任县委书记,几乎都是从附近县市调来。

 “中国是乡土社会,本地人做县委书记,要考虑自己在当地的名声,但外来的则无所谓。”监利一位职能部门负责人说,余日福从没把自己当监利人。“开大会时,他开口闭口,我为你们监利干部感到悲哀,你们工作能力差,素质不高。”

自2010年3月开始,湖北首次展开对县级的专项巡视。在监利巡视期间,巡视组接到了对县委书记的举报。

四任县委书记,都是先调离再被查处。“除非是特别恶性,一般都是等换届之后再查。”上述湖北省委巡视组官员说,尤其到11月,一年工作要结束,动县委书记,对地方经济和干部稳定冲击很大。

“如果把问题书记先调走,地方上更稳定一些。”上述湖北省委巡视组官员说,同级官员也希望他调走,“在考核时与其说他坏,不如说他好,说他坏可能他还在这里。”

四任县委书记被查,让监利“腐败”名声在外。一位在监利一核心部门任要职的官员回忆,他到外地出差,对方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有次跟外地一官员解释了半天,他还是笃信监利农民很苦,官员很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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