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更为紧迫。

就“权力异化”而言，在现实中，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权力异化”现象非常严重，他们不是权为公用、把履行岗位职责作为个人应尽的义务，而是“错把职责、义务当奉献”，甚至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贪赃枉法。2014年4月人民论坛与凤凰网联合开展的“公众如何看待‘权力异化’现象”初步调查结果(调查时间为2014年4月4日~11日，调查样本5864份)显示:“68. 8%的受访者认为权力异化程度严重，半数以上认为权力家族化危害程度更为严重；公众认为房地产、组织人事方面权力异化更为突出，64.7%的认为基层搞‘裙带关系’现象普遍；超过半数公众认为县一级权力异化更为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位列最应整治现象首位。而凤凰网5月9日的最终调查结果显示，相关问题更为严重、更为触目惊心：在15770名被调查者中，92.89%的认同存在“权力部门化、个人化、家族化”等权力异化现象。86.92%的认为基层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现象普遍圈。虽然网络调查样本的科学性与结果的公正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调查数据本身也反映一些问题。

就权力腐败的程度与严峻性而言，目前我国正处于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期，明显呈现以下特点:权 力集中、资源集中、资本集中的“黑三角”成为腐败的重点领域，其中以房地产领域、能源领域、资源开发领域为最；腐败数额巨大、手段诡秘与多样化，上亿元案 件并不鲜见；腐败集团化、家族化、部门化特点明显，大案要案窝案时有发生；腐败普遍化，从高校、国企到党政官员，各行各业都有，官级下至一般工作人员上至 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来至少有20名省部级干部落马；案件潜伏期越来越短“带病提拔”问题严重；腐败案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件，损害党的执政根基。

从根本上春“权力异化”、权力腐败与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与公权力的性质、目的也格格不入。那么，我们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什么会在党和国家内产生“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现象?这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因素，也有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因素；既有“千里做官为发财”、“一人得道、鸡 犬升天”等封建观念的影响因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处于转型期、民主法治不健全等因素；既有传统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反腐倡廉的方式方 法问题，如“隔墙扔砖，砸到谁谁倒霉”；既有“官本位”、“钱本位”、“上行下效”等环境因素，也有对信息化挑战的不适应因素，等等。但对我们党而言，上 述因素无疑都是客观因素、外在因素。如果我们把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过多地归咎于客观因素，忽视自身因素，则不利于反腐倡廉，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年来，中央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反腐倡廉发了不少文件， 制定了不少制度，采取了不少措施，为什么“四风”问题、腐败问题依然很突出?习近平认为:“主 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 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这里的主观与客观，对党与党员干部而言，都属于自身原因，需要通过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来解决；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干部问题， 是治吏不严、治吏不力甚至治吏不当问题，最终需要通过从严治吏、造就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来解决。

二、秉公用权与执政骨干队伍建设

所 谓“权力异化”，简单说，就是公权与私欲的不当结合、不当使用，“公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再进一步家族化”乃当今公权力异化脉络。所 谓权力腐败，简单说，就是公权私用、公权与私利的不当结合。从根本上看，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密切相关，权力异化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必 然结果。新时期，要建设廉洁政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防止与克服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既要加强对权 力的监督与制约、反腐倡廉，也要从严治吏、加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更需要党员干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从严治吏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相结合。因此，习近平 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关键是坚持好干部标准，把从严管理 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位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从严治吏”，围绕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好干部、如何选好用好干部、怎样成为好干部”等选 人用人的基本问题，明确回答了秉公用权、建设廉洁政治的主体性、根本性问题。

要 使干部秉公用权、成为好干部，首先必须有明确的好干部标准，坚持用好干部标准来识人、选人、用人。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 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原则，“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方针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那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习近平尤其强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与敢于担当。这是因为:(1)信仰 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与精神支柱，也是共产 党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根本标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当前信仰危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异化，这是“权力异化”的 思想根源与精神因素。在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精神颓废，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用来装饰“门面”、“忽悠人民”，甚至口头上讲“马克思主 义”、实际上信“鬼神”。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把对理想信念的重视上升到改 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这可谓一语中的。(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权姓公不姓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定律。对此，习近平强调:“我 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天职。因此，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 切工作的成效如何，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广大人民不认同、不买账，自己说得再好 也不顶用。(3)担当是领导干部的应有品格，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成多大的事。对此，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要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但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为什么突出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这是因为，经过30多 年的改革发展，如今我国已进入深水区、攻坚熟“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目前的改革形势与任务尤其 需要领导干部敢于担当，而不能退缩、更不能混日子。在明确好干部标准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客观标准， 那就是“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 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并且认为:“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 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与好干部标准格格不入。这为党员干部划清了底线、明确了“及格线”，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必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既要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也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要使干部秉公用权，必须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好干部队伍。而成为一名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秉公用权，则公道自在人心，一靠自律，二靠他律。因此，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廉洁自律等，事关党员干部能否秉公用权、权为民所用；列宁曾经指出:“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贪污的。”如何才能自觉成为秉公用权的好干部呢?习近平强调:“成 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 事，清清白白为官。”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党员干部才能战胜自我、超越自我、防微杜渐、拒腐防变、清正廉洁；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 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总结习近平这方面的讲话精神，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颇具新意、值得重视:(1)要公私分明、严格自律、牢固树立底线意识。习近平强调:“干 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 值。”这要求党员干部要敬畏权力、敬畏人民，牢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越界、越 轨。(2)要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不搞不正之风、不搞腐败。习近平认为:“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口日从以上两方面看，从公私分明、守住底线到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直至大公无私，从低级到高级，实际上明确了党员干部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四层境界。(3)要 言行一致、襟怀坦白，对党和群众都要忠诚老实。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台上做的与台下做的一个样“把说的和做的真正一致起来，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真正一 致起来，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既要锐意创新，又要防止急功近利，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这实际上对党员干部人格、品格等提出了 明确要求，要自觉讲诚信，克服“伪善”、“两面大”、“多面人”现象。(4)要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 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要具有这样的仁爱之心、关爱之情，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关心群众疾苦、关注困难群众，廉政勤政、为人民办实事，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要使干部秉公用权，前提是选好用好、教育好、管理好干部，因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习近平相关讲话精神至少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要 选好用好干部。这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 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 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也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 制”，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推进干部工作公开、科学、民主。(2)要从严教育， 教育好干部。习近平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干部教育要抓好思想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 道德教育，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 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要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制度建设，管好干部。习近平强调:要 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而且强调，党的纪 律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 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 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三、为政清廉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秉 公用权，关键在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关键在加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为政清廉，关键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以说“选好用好 管好干部”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建设廉洁政治这枚“政治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进一步而言，从个体角度看，党员干部自觉 加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很重要；从党和国家整体看，制度建设更为关键；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我们不乏“内省”、“慎独”、“自律”传统，缺乏的恰恰是民 主、法治与制度的完善。因此，新时期建设廉洁政治，既要靠廉洁自律、党性教育，也要靠制度规范。对此，习近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长期性，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如此，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 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保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方面，要保证为政清廉、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对于这一点，60多年前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已经指明: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1957年也鲜明指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新时期，习近平继承发展了党的权力监督思想，其相关讲话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把 权力监督的重要性提到新高度，强调领导干部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而且，告诫党员干部与各级党组织，要辩证 地看待监督，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明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是对干部的爱护。放弃了这方面责任，就是对党和人民、对干部的极大不负责 任”。  强化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问题，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3）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既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 程序行使权力，也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必追究。(4)把加强监督与反对特权统一起来。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监督党内无例外，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图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另 一方面，要保证为政清廉、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 “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的严峻形势，站在“反腐败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高度，极度重视反腐倡廉，强调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 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并以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事实警示全党:“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号 召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在整治“四风”、反腐倡廉的实践中，新一届领导集体奉行对腐败“零容忍”，致力于破解“破窗效应”；坚持标本 兼治，既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又高度重视体 制机制建设，致力于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可以 说，目前基本形成了如下反腐倡廉新思路:以对腐败“零容忍”为灵魂，以真抓实干为显著特点，以“深化体制与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强化制约、强化监督、强化公开、强化责任追究”为基本内容。具体说来，习近平关于反腐倡廉的讲话精神，除了强化权力监督、加强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外，至少还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1)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注重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协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3)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4)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公开中接受监督、在监督下正确行使。(5)强化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6)强化法治反腐，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倡廉，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与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执行力，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7)强化责任追究，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8） 强化学习借鉴。既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对腐败的“零容忍”、“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 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说法与做法，实际上就是学习借鉴的结果。可以说，以上思想内容，涉及新时期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纪律检查体制、权力监 督与制约机制、权力公开、反腐重点、反腐方式、责任追究、学习借鉴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许多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四、结语: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的决心与动力

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强调党性修养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已经成为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显著特点；那么，为什么权力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程度越来越高？这其中 的根本原因耐人寻味。从根本上看，从严治吏、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一靠政治领袖的决心与真抓实干，二靠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三靠科学的制度与机制，甚 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一定历史时期或特殊时期，政治领袖的决心与真抓实干比干部廉洁自律还重要、还管用，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比有关的制度机制还管用、还重 要。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奉行对腐败的“零容忍”，坚定不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而且 真抓实干、以身作则，从政治局做起、以上带下；坚持有案必查、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有贪必肃、有腐必反、有腐必惩、严惩不贷，关键是说到做到。 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举世瞩目、民众公认的显著成效，党的形象、党群关系得到初步改善。就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的动力看，当前无疑是 来自形势所逼、民众期盼、自上而下的共同推动，甚至可以说是领袖意志与民众意愿的“合力”推动。但是，这种意志性的“合力”推动能够维持多久，是否会随 “领导人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如何才能保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这是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值得深思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看，党内民主是 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才是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的持久动力。也许，只有实现“权力授受关系”的制度化化， 才能彻底实现“对上负、选人用人的民主化科学责、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摘自《探索》2014年第4期,作者刘红凛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试论“三清”的价值意蕴及其达成

杨永庚

党 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简称“三清”，下同）。廉洁是一种公共的规则，腐败是对这种规则的一种挑 战。我国虽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构建了多种形式、独具特色的反腐倡廉机制，形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高压线”，但“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 倒性胜利”，腐败问题、腐败丑闻迭出等始终挥之不去。深入研究“三清”思想，在全社会构建严密、有效的治理策略，对于治标的同时努力向治本转变，达成我国 新时期廉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一、“三清”的提出及其深远意义

党 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廉政“三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虞崇胜、阮氏玉鸾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反腐败的终极目标首次被正式确 立，建设廉洁政治将成为指导今后反腐倡廉工作的总方针”，邵林在对廉洁政治的内涵分析后对廉洁政治建设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地评价，提出应当注重生产力尺度、 制度尺度和人的全面发展尺度三者的有效统一；项继权和李敏杰对“三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干部清正是基础，政府清廉是关键，政治清明是核心”。 《人民日报》2013年1月9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让崇清成为一种风尚》， 文中写道，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则百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理论界和学术界已对“三清”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其中的各个方面 进行了探讨，可是从价值观角度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三清”中蕴含着秩序、正义、自由、效率等价值追求，在现代社会中，廉洁政治不仅是对官员作风 和行为的要求，也是对政府、政制、政策以及政治本身的规定。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要求始终保持一份清醒，慎用权力、清正为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 养。在新形势下“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存在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始终保 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用清风正气赢得群众的爱戴、拥护。“三清”的价值意义主要有：

1.对马克思廉价政府理论中价值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目前关于马克思廉洁政府理论的研究成果中没有一篇是从价值哲学高度进行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开始，在我国价值哲学学术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足需要论，即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认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即为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在干部工作上 必然出现利用权力先富起来，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是用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需要并非天然合理，如果我们全面分析和理解马克思 廉价政府理论，会发现满足合理的需要是有正价值的，满足不合理的需要则是负价值。“三清”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工作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从客观效益、效果、实 绩出发理解价值的客观效益论。这种形态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完善、准确、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并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理论提供一定 的研究基础。

2.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理论的发展。

无 论国家性质、意识形态、还是市场经济的性质、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方面，特别是价值观念，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同时中国现代社会已不是传统社 会，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移植或照搬西方的廉政学理论，应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纪检监察学理论。“三清”的核心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其实质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要求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不以权谋私。在这样的背景下，把“三清”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下，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公与 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家庭与尊严、自由与责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明确这些关系达到对中国特色纪检监察体制和 功能的认识，也有助于纪检监察学理论自身的发展。

3.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日 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对世界精神生活格局与秩序的加速调整，使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交融激荡，形成了价值多元，基于“美好生活追求和向往”基础上，“自 我实践”的生存方略的设计是多元价值主体之间合理的生存与交往形态的探求与认同问题。“三清”把“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摆到首要位置，坚持以德 育人、以文化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国之魂，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警示教育、法制教育。要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21世纪的确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同时这一时期也伴随着民众思 考价值多元之“理论范式”的深刻转变，精简节约、廉洁奉公、透明公开、还权、负责、民主的政府目标表明“三清”理论由“公正”本位的文化公共性生存信念转 向以“生存伦理关怀”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性”。

4.有利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

习 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官员“当官发财两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价值目标角度来看就是要实现“三清”。清就是清白干净、洁身自好，不贪墨财货。但一些政府 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不仅导致政府的威信下降，也给社会造成了积极恶劣的影响，增添了不稳定的隐患等。“三清”从控制政府规模成本，保持工作人员廉洁 奉公，保障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明确规范政府职能责任，实行民主行政等方面入手，并不断地进行发展创新，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做 到“四个一同”（即一同研究、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考核）。干部清白做人，自觉抵制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干净做事，增强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 力，做经济上的“明白人”；廉洁用权，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5.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2016年3月4日， 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时提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 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三清”关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各个方面，主张节制，减少不合理的、过分的物欲和感官享受，并非抑制高尚的欲望或正常的生理需求，是一种自我约束，如“政府清廉”意识既存在于各个机关 在权力行使中对自己行为的控制上，也存在于权力行使的主体在遵守相应行为规则的意识上。这将引发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明显变化，应在市场 经济背景下来把握人们的价值信念，注重价值评价的导向作用，使社会整体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规则。

二、“三清”的价值意蕴

“三 清”主要是让整个社会呈现出秩序、正义、自由、效率等，而腐败是其对立面，呈现为对秩序、正义、自由、效率等破坏。秩序、正义、自由、效率既是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应该被遵循的普遍原则，也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所应该追求的基本价值。价值的核心本质内涵是自由人，人创造自我的存在即为自由人。即人内在 的自我创造及外在以自然的创造的统一，价值就是自由的实现。可以说，把各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同理想信仰和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最终追求到价值信念层面得出 结论是我党贯彻始终的立场和方法原则。其主要价值内涵有：

1.秩序和无序。

秩 序是有条理地、有组织地安排各构成部分以求达到正常的运转或良好的外观的状态，无序则是指无条理、混乱的情况。“三清”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存在某种程 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甚至家庭等各种秩序的重要保证，是规范实 现的实际状态。而腐败则相反，它破坏政治权力的有序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无序意味着破坏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组织结构的一致性、人类行为的规则性、发展进程 的连续性、事态变化的可预测性和人身的安全性。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我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从来没有是因为加强“三清”和反对腐败而受到损害挫折的，严肃 “三清”和惩治腐败从来都是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的促进力量而非阻碍力量。相反，纪律松弛和贪污受贿、奢侈浪费、滥用职权、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 是危及党的生存、危及党的事业兴衰、危及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祸首”，这已经得到

2.正义与邪恶。

正义是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 应当做的事，蕴涵着对真理的追求，也指一种道德评价，是人文与科学精神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形式。它所表达的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和崇高美 德，“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它能够赢得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甚至被用来谋取私利，不仅不体现民心、不保护政 治，是“正义的敌人”，是社会上最大的“邪恶”。人本身是价值的根本对象，人即价值本体，人的行为即价值源泉，人的发展即为价值结果。当前对党员及其干部 的生活规制的价值实践旨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多层次、大规模和多元思潮的精神生活变迁，人们的公平正义观表现出自我中心和自我服务的特 点，“三清”的正义价值在于强化正义原则，使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公”与“私”、“是”与“非”、“善”与“恶”、“主”与“仆”等界限和关系，时刻 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弘扬正气、强化正义感；在于建立正义秩序，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使这些规定由“条文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 在于惩处“不义”行为，即通过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维护权力的公正性和纯洁性，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于救济“不义”侵害，即通过惩处违纪违法者或者诬告陷 害者，使受到侵害的人得到物质救济、精神救济和心理救济，恢复其对正义和法律的敬仰之情。

3.自由与束缚。

一 般意义上的自由，意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及传统的等外部条件，同时也包括个人体质、欲望、财富、 世界观、价值观及理想观的表达欲望等个人因素和内在因素，表现为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 取向和行为方式。束缚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自由的禁锢，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市场逻辑的完美结合，为人们实现自由、摆脱束缚打下了基础，并不断地进行有效的、 持续的优化。当领导干部能够尊重廉洁规范、信守廉洁规范时，廉洁用权，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最大的自由；相反，当领导干部不廉洁从政，会失去权力，失去 尊严，甚至失去自由。然而现实中，权力往往被某些领导干部看成是一种自由，而不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并且权力往往被滥用。如果权力被滥用，社会就会失去良好 的秩序，而一旦这种良好的秩序被打破、被藐视，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普遍的自由。从“三清”角度来讲，实现廉洁就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权力受到一定的 约束，看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权力的自由，实则最大限度的防止权力被滥用，从真正意义上保障了权力的自由及权力的运用效率。

4.效率与低能。

效 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多的成果，或者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更大的成果，它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廉”与“效”的统一，始终是“三清”工作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对公共部门而言，效率也是一个社会的美德，如果一个社会有秩序、有正义、有自由，但缺 乏高的效率和好的效益，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有生机的完美的社会。如果没有“三清”作为保证，即使生产力得到一时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成果最终还是要被腐败所 葬送，也不能对效率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因而无法克服社会的低能问题。“三清”的功能就包含有“增效”的内容。一方面有“保健”功能，即维护法律和纪 律、建立权力运行的正常秩序，保障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还有“激励”功能，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 基于政治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制度性腐败监管机制，遏制腐败寻租空间，“廉政也是一种投资环境”、“反腐败也是解放生产力”、“办案工作要实现政治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等观念，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以 上情况表明，“三清”与否，直关反腐倡廉是否真正取得成效，直关政治文明能否顺利推进，直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价值和精神是一个国家构筑发展 的两个本质向度，核心价值观和国家精神奠定着一个国家建设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基础，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用“三清”引领政治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实现 全社会的秩序、正义、自由、效率。

三、“三清”何以可能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必然引起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化，“三清”成为我国新时期价值观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让民众相信“三清”，必须要做到：

1.“三清”的理论前提：规范合理

“三 清”在意识形态的内涵上应当是遵守那些“合理的规范”。意识形态的先定力要确保“三清”内容科学合理。当前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人是“三清”的本 体这一前提下，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使“三清”的规范不至于过于抽象而显得宽 泛，是对意识形态构建的进一步具体化。一旦对“规范”保持应有的精神状态，内心一旦拥有那个“道德律令”，就会有足够的定力抵御任何欲望的诱惑。当前对这 种“先定力”来说必须消除三个方面的威胁：第一，潜规则对显规则的扭曲。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缺乏公平正义性质的潜规则，必须有恰当而合理的规则安 排，为“三清”的达成奠定制度基础；第二，大量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的存在。它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三清”必须与人的本性相契合，改变其对 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第三，反诚信行为对规则的解构。反诚信行为破坏了“廉洁守约”的社会风尚，“三清”应当以社会上的一般人或曰普通人作为基准，增强民 众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信赖感。

2.“三清”的现实基础：政府清廉

政 府清廉是“三清”的现实基础，它是人们决定是否廉洁的现实参照。首先，廉政建设既是党和政府的本质，又是长期执政的保证。如果政府不遵守廉政制度，动辄行 为腐败，人们自然也就没有遵守廉政的必要，因为政府腐败是对“三清”机制的整体破坏，由此社会也必定会陷入无序的状态之中。其次，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 人民群众的认可，国家主导下的廉政建设才具有效性和合法性。如果政府模范地遵守廉政的相关规定，人们自然就会积极地投身到党和政府的号召中，反之就只能是 背离廉政的规定，在政策环境和制度空间之外寻找所可能会有的利益。再次，政府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只有当廉洁在政府中被得到严 格实施时，人们才会有自觉廉洁的现实需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行为无疑会成为一种示范：政府廉洁人们即廉洁；政府腐败人们也必然腐败。政府艰苦 奋斗、坚持群众路线，人民自然会尽廉洁的义务。

3.“三清”的社会氛围：政治清明

廉 洁是一种公共的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廉洁既包括制度本身的完善与制定，又要包括建立一个长效的制度反应机制，廉洁社会建设的重要 目标是全社会实现规则与行动的协同共振。只有当全社会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廉洁环境或曰廉洁意识时，才可能造就出“三清”的良好氛围。要让人们从廉洁中获得 益处，那就必须让人们整体上对党和政府的廉政感到满意。廉洁自然也就是民众应尽的义务，如果人人以腐败为能事，这必然会导致大众与廉洁的渐行渐远。 “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相应的措施为增强全社会接受“三清”，使廉洁规范为民众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一个健康的廉洁社会才可能得以型 构。第一，廉洁意识是个人的自主性意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过程，人们在劳动中才会出现普遍的廉洁意识，而腐败则把劳动、自 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第二，廉洁意识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人们遵守“一般廉洁规范”的前提是人们的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 健康素质的提高，廉洁制度要在真实的集体和积极的共同体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廉洁意识的功能是为相互生存的人们提供一种互动关系的框架。在 制度上有更多可执性的评价系统，为社会关系注入规范的因素。

4.“三清”的榜样力量：干部清廉

人的模仿行为受一定的动机变量所制约，榜样若与模仿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如性别、年龄、态度、价值观等容易使模仿者产生仿效的心理倾向。在当代中国，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往往会对其他人产生显著的影响。廉洁自律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折射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作风建设等根本性特征，更能反映出主流的社会道德价值。廉洁属于人的道德操守，是一种政治信用，是为官者起码的政 德。领导干部若视廉政为无物时，自然也会给人廉洁准则不值得尊重的印象，只能是人民群众对准则的丧失与信赖，导致人们对其品质、风格和气度的轻视与反感。 作为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以及廉政事业的治理重点群体的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巨大权力，他们的榜样行为具有的功能价值起着更大的作用，因而在反腐倡 廉的问题上，必须把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廉洁规范、模范遵守廉洁规范作为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规范、模范遵守规范，才会使人民群众直接建 立起接受廉洁教育后的新行为。

5.“三清”的激励约束：奖惩并举

在 激励约束问题上，“严刑酷法”对各种腐败分子能起到威慑作用，然而，惩罚只是促使人们恪守廉洁的一个方面，还有同样需要从宏观上、战略上确立奖励机制。因 为民众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目标下进行的，让人们能够得到成就和赏识，廉洁就拥有被尊崇、被信仰的地位，这有助于使廉洁在民众的心目中得到认同。奖惩并举从 宏观上说，党和政府对腐败的惩处要使腐败行为成为高风险零收益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行为，而部分党员干部滋生腐败思想会影响到党的纯洁性，对党产生严重危 害，必然受到惩罚。由此让人们觉得廉洁是有道理的，必须尽忠尽职，完成其廉洁之责，不断产生对国家廉洁的结构原则既熟悉又满意。只有通过奖惩并举的方式来 督促人们廉洁，才能使反腐倡廉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以上我们从理论前提、现实基础、社会氛围、榜样力量、利益诱导等五个方面，建构了“三清”的现实性问题。只有“三清”能够得到严格的实施，人们才会对廉洁产生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当中。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教授、博士，西安廉政研究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研究专家）

从廉洁文化的内化到廉政能力的塑造

——论传统廉洁文化对廉政能力建设的借鉴价值

马希良

 廉 政能力指领导干部保持廉洁从政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主观条件，是领导干部廉洁意识的个性心理特征、外化为践行廉政规范的行为方式、有效管控和治理腐败行为 的本领，包含廉政自律能力、廉政践行能力、廉政治理能力三个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对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和国家廉政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廉政能力建设成为当前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函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传统廉洁文化是领导干部廉政 能力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滋养，蕴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和廉政方法论，深刻影响着我国目前廉政建设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和治理方略。为此，梳理传统廉洁文化，挖 掘其当代价值，对提升领导干部廉政能力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对传统廉洁文化进行归纳分析，厘清传统廉洁文化的思想脉络，阐发传统廉洁文化对廉政能力的借鉴价 值，提出传承传统廉洁文化提升领导干部廉政能力的方法、路径。

一、传统廉洁文化的思想意蕴和脉络层级

“欲 知大道，必先为史。”研究反腐倡廉历史，挖掘古代廉洁文化奥旨，汲取历史上反腐败的有益经验，对当前促进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对传统廉洁文化进行学 理性归述，其精髓总体上体现在个人修身、廉洁从政和治国理政三个不同层面，蕴含了从廉政思想的内化认同到个人行为的正身自律，再到廉洁从政、治国安民，这 样一个由认知到践行、由个体到组织的实现过程。

(一)个人修身层面

中 华文化历来把修身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性工程。在儒家看来，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孔子提出从政者要“正己”“克 己”，孟子强调无论寿命长短，只有“修身以侯之”，才能“立命也”。自古以来，修身是中华民族为人处事之根本、社会行为之基础。古代先哲的修身论说是传统 廉洁文化的微观层面，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清心养廉。宋 代包拯在《书端州郡斋壁》中提出，保持廉洁须以“清心为治本”。廉洁的根本之道在于少私寡欲、清本断流。古贤追求“清廉以自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的思想境界。道家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 ”，“不欲以静，天下自正”，主张清静处世、淡泊名利，追求内心的宁静和恬淡，避免令人目盲之“五色”，令人耳聋之“五音”，令人口爽之“五味”，指出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认为社会上一切纷争都起源于人的不知足，最大的危险在于欲望，最大的罪过在于贪婪，最大的祸害在于索取无度。晏子强调 “足欲，亡无日矣”，孟子也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传统廉洁文化中强调的清心寡欲，并非抑制高尚的欲望或正常的生理欲求，而是主张节制，减少不合理的、 过分的物欲和感官享受。

2.戒奢以俭。中国古代优秀政治家和思想家把节欲俭身作为修行家教的重要内容，并且把奢侈上升到足以败家灭国的地步来认识。首先，俭是廉洁之基。俭和廉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道家强调大道从简，认为:只有一切从简才能做到俭，只有俭才能做到清，只有清才能抵制贪。宋代西畴老人曰：“唯俭足以养廉，盖费广则用窘，盼盼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清代皇帝康熙在《庭训格言》中指出:“俭以成廉，侈以成贪”，“奢俭者，贪廉之根抵”。其次，俭是修身之本。俭在修身中具有特殊地位，老子把“俭”作为“慈”，“检”，“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之一，强调“俭”乃是内修之本“治人事天，莫若音”，认为只有真正做到“音”(即节俭)，才算抓住了修身治国根本。孔子则把“惠而不费”“欲而不贪”，作为“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和“威而不猛”)的重要内容。虽然孔子最重视“礼”，但在“礼”和“俭”的比较中还是选择以“俭”为首，即“礼，与其奢也，宁俭”。宋代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其子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再者，俭是治国之道。俭奢与否影响着国家兴亡，李商隐《咏史》中也明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孔子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之语，墨子也讲过“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唐朝魏征告诫唐太宗李世民要戒奢以俭，晚清名臣曾国藩特别强调勤俭于国于家之重要性:“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

3.慎独自省。儒 家一直把自省作为修身为人的基本方法《易传》把自省、修养称为“修省”，先秦儒家提出了“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旧参省乎己’，等一系 列自省思想。后来的儒者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责己”说，宋明以后的思想家则用“自我省察”一词来表达自省自责思想。自省注重向内求实、坚持精进，其 实质是一个修正错误、追求真理的过程，它重在自我反思、自我检查、自我解剖、自我监督，以便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 “自省”的关键环节是“慎独”。儒家典籍指出“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一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能自我克制，自觉地按照规则行 事。它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保持个人清正廉洁的重要方法《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东汉末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经昌邑县时，由其举荐为官的时 任县令王密拿出十斤黄金送给杨震以表知遇之恩。杨震坚辞不受。王密急忙解释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大人受之无妨。杨震严肃地回答，此事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怎么能说无人知晓呢?王密见此抱愧而去。杨震拒金的故事，充分了说明“慎独”的重要性。

(二)廉洁从政层面

传统廉洁文化的廉洁从政层面，是指官吏秉持廉洁理念而在做官、为吏、从政中表现出来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行为举止等。它是传统廉洁文化的中观层面，具体表现在:

1.廉洁无私。在 中国传统思想看来，公生明，廉生威，廉洁与否就是要看如何对待公与私，认为“公私之交”乃是“存亡之本”，主张“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提倡为公去 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行为准则，反对徇私枉法、见利忘义。在公利和私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以公灭私《新唐书》有“若以公物为私用，则公义不行而劳人解 体”，为政者“公则自廉”，必须要做到“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  

2.正直公道。传 统文化强调“为政者以正为本”，“要有治国之正，必须有正身之人”，为官从政必须刚正不阿、做事正派，不阿谀奉承，不拿原则作交易，做到“赏不避仇雄，罚 不避亲戚”圈卷。唐代名臣魏征就主张“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要求执法者“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廉洁与正直公道是互为前提的，秉公办 事者必然廉洁，不守正道者更易腐败“宜道是身谋”的包拯和“为人廉直，门不受私渴”的屠嘉，一生正直公道，从不受私情之托，成为历史上公正廉明之典范。

3.执事以敬。勤 政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孔子认为只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才能做到“仁”，其中“执事敬”强调的就是勤勉敬业。《尚书》曰“克勤于邦，克俭 于家”，明代《初仕要览》提出“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怠。”。宋代吕本中也在其《官箴》中指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认为 从政要做到清廉、谨慎、勤勉。历史上无数不甘平庸的官员都在身体力行这一从政准则，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以衡石量书的秦始皇、事必躬亲的朱元璋、以勤先 天下的雍正等等，都是勤政敬业的垂范者。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以一种殉道决绝的凛然之气，将勤政敬业的精神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度，成为中国古代为官从政的最高道德境界。

4.严以治家。古人把严以治家作为廉洁从政的重要基础，强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严以治家者，才能堪当治国之大伍“不擅治家，何以治国?” 古人还注重利用家教锤炼家风，规诫亲属家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隋代的颜之推认为“无教而有爱”“骄慢已习”， 会“终为败德”。清末的林则徐就要求妻儿“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曾国藩告诫家人“万不可入署说公事”，“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不可与人构讼，令 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三)治国理政层面

传统廉洁文化的治国理政层面，是指在国家政体、政治治理方面的廉政理念、法纪制度以及治理路径等。它是传统廉洁文化中的宏观层面，其核心制度和理念主要表现在:

1.廉为政本。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廉洁既被视为关系国运国脉的重要政治原则，也被视为是“仕者之德”“为官之宝”的道德原则。管子就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 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 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将其明确归纳为:礼 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初顺治帝在《御制人臣做心录》中指出“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 其结果必然出现前人所述的“风俗雕弊，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矣”。古代先贤从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中，清楚地看到了廉洁同一 个国家、王朝兴衰存亡的内在关联，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强调必须把廉洁放在“为政之本”的位置上来看待，鲜明地提出了“贪廉者，治理 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抵。欲教以廉，使之俭”和“治乱安危之所寄，诚在于贪廉之人一用一舍之间耳”等精辟观点。

2.以廉课吏。古 代在选拔官员之时特别注重考察人的廉洁问题。西周的“六廉”制度最具代表性，即选拔考核官员的标准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 “六廉”皆以廉洁为首要标准，而又全面强调其他各个方面的要求。汉代推行举孝廉制度，特别注重考察人选的“孝”，“廉”情况。隋唐时期对官吏考课的“四善 二十七最”、清代考察官员的“四格八法”，都继承发展了“六廉”思想，不仅考课结果直接与官吏之奖励升迁挂钩，而且还把道德考课置于能力考课的优先位置。 可以说，加强廉洁方面的考课是中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传统德才兼备之人才观的重要体现。

3.严刑峻法。从 秦汉开始，历代执政者为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断汲取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廉政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途径。韩非子指出，明主治理国家必须注重 “以法禁”。秦代法律规定“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说哪怕受贿一个铜钱都要刺脸重罚。在汉朝，贪官污吏一旦被发现要株连亲属，汉文帝规定官吏若“受l}枉 法”要处以死刑。唐朝统治者推行“以法治吏”，重罚贪赃，规定受财折绢作价计十五匹要处死刑。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提出的廉政方略“饶 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改革体禄制度、加强纪律约束、用法律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从而达到廉政之目的，突破了单纯依靠道德规范来反腐治贪的局 限性。明朝实行重典治吏，对贪赃枉法至八十贯者判处死刑，期望以严刑峻法达到遏制腐败之目的。

4.监察纠举。加 强监察纠举的机构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加强廉政治理的重要举措。自秦以降，朝廷正式设立监察机构监督百官。秦朝时，中央设置御史大夫监察中央官 员，地方设立监御史监察各郡县官吏。汉代时，中央设置御史府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地方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官吏，并颁布《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 六条》等专门监察法规。魏晋南北朝时，中央御史台监督权力扩大，直接受命于皇帝，自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唐代时，中央设台院、殿院、察院，直接对皇帝负责， 地方则分设多道监察区，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监察网络。明清时，中央设置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成为独立监察机构，地方设十三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督抚，形成 三重地方监察网络。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和严密。虽然中国古代监察纠举制度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在畅通政令、纠贪治腐、澄清吏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现代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传统廉洁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习近平指出:“我 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传统廉洁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经各个朝代 的丰富完善和儒法道佛各派思想的激荡交融而发展，尽管时代不同，蕴含价值观念和宗旨目的各异，但其中的许多宝贵思想不断衍化、历久弥新，至今仍然具有积极 意义。它是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文化源泉，对领导干部廉政能力提升在精神滋养、价值支撑、典型垂范和制度借鉴等方面仍具有独特作用。

(一)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文化基因

文 化的核心是一种观念，对人的思想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传统廉洁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渗透在心灵深处，从思维方式、认知 模式、情感认同等精神层面，以润物细无声的潜在形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廉洁的认知及相关价值的认同，推动着廉政能力的存养和塑造。如儒家强调“仁爱”，即 要“推己及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而形成了“正人先正己”的廉政建设观念。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有“自省”“见贤思齐”的精神， 在廉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正身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身的表率和楷模作用引导廉洁风气的形成，否则就会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以上率下，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正是对这些传统思想的传承和体现。同时，作为文化基因，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清心寡欲”， 法家倡导的“俭节则昌”、“法礼并重”，佛家强调的“戒恶扬善”“戒贪戒慎”等廉政思想，在中华大地千古流传，渗透在人们的思想上、体现在人们的意识中， 像血液一样滋养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新时期人们崇廉尚俭理念的形成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

(二)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

传 统廉洁文化中所蕴含的诸多价值观念是廉政能力的价值基础，具有导向性作用。如“廉为政本”，“廉为官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观点，奠定了我们对廉 政能力建设重要性的认知深度；“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以义制利”等价值准则，构成了为政者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从政道德评价标准；“克己修身”“廉荣贪 耻”“以不贪为宝”“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等古代廉洁智慧，时刻暗示领导干部要尚廉拒贪，处处警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传统廉洁文化提醒我们:在修养上，培养淡泊寡欲、宁静致远的情趣，造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追求简朴生活与远大理想相结合的人生；在为政上，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公私分明的工作作风；在用人上，坚持尚贤用能、求贤若渴，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原则。

(三)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典范之源

传 统廉洁文化的仁政爱民思想和清官廉吏典型，为领导干部提升廉政能力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效仿的楷模。中国历史上以不贪为宝的子罕、拒收甲鱼的公孙仪、悬鱼于 庭的羊续、“一钱太守”刘宠、清正爱民的狄仁杰、敢唱“黑脸”的包公、清贫一生的于成龙等许许多多至今仍受人传颂的清官廉吏，其廉洁人格典范充满现实的感 召力。他们的思想与言行，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识别清浊邪正的镜子、判断是非善恶的尺度和举止行为的楷模。同时，东汉的梁冀、西晋的石崇、宋代的蔡京、明代的 严嵩、清代的和珅等大贪官，也成为历史上为官从政者的反面典型，遗臭万年，为历代历世的人们所不齿、所唾弃。以历史为镜，学习古代清官廉吏的廉洁之风，发 挥廉政能力建设的正能量，可以营造以贪为耻、以廉为荣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制度之鉴

传 统廉洁文化蕴含着大量的各朝各代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建构了一整套包含勤政廉政精神的礼乐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廉政制 度建设的先河。自秦至清，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越来越受到国家治理者的重视，经过历朝不断的实践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而又较为严密、系统的反 腐倡廉体制机制，使反腐倡廉的思想观念、实践经验浩如烟海，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借鉴学习古代以廉为本、以廉课 吏、德主刑辅、严刑峻法、监察纠举等一系列廉政治理举措，深化反腐倡廉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反腐败法规制度，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健全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领导干部廉政能力提升的方法和路径

传统廉洁文化对当代领导干部廉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借鉴我国传统廉洁文化中修身养性、廉洁从政和治国理政方面的经典思想，我们可从3个维度上探索廉政能力的提升方法和路径:一是崇廉尚俭、严以修身，提高廉政自律能力；二是廉洁用权、规范行为，强化廉政践行能力；三是廉为政本、政治清明，增强廉政治理能力。

（一）提高廉政自律能力:正心、节欲、慎独、自省

廉政自律能力是领导干部在廉洁认知基础上的自我约束能力。为政者必须通过“正心”“节欲”“填独”“自省”4个步骤来培养廉洁高尚的道德情操。廉政自律能力一旦形成，会产生坚强的内在约束力，把廉政要求由外部强制变成内在主动，即使没有外在处罚和监督的威慑力量，也会自觉地保持自己的清正廉洁。

正 心是修身律己的心理基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急“正以处心”“无诚不物”，修身律己必须心态端正而不存邪念，意必真诚而不自欺。在 当前利益多元、诱惑纷繁的环境中，党员干部必须端正态度、稳住心神、耐住寂寞，时刻以“三严三实”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定力，把廉 洁从政的外在要求转化为道德自律的内在动力，自觉生成一道抵御外界诱惑的心理防线。

节欲是修身律己的重要条件。司马迁曰:“欲 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就是规劝人们限欲、清欲、淡欲，守住欲望底线。节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艰苦奋斗”“两个务 必”“八荣八耻”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我们党一直反对奢靡浪费，始终要求党员干部节欲修身，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党员干部要给自己欲望画一条警戒线， 把生活情趣限制在党纪国法允许范围内，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奢靡浪费等歪风邪气。

慎 独是修身律己的关键枢纽。古人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曾国藩把慎独作为“旧课四条”之首，强 调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慎独慎行慎初慎微，就是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自己监督自己，做到台上台下一个 样、人前人后一个样，言行如一，心口如一，始终如一。

自省是修身律己的重要方法。荀子《劝学》篇中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朱熹强调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必须“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员干部来讲，自省是严以修身、保持廉洁的基本功、必修课，必须主动对照党纪国法和中央要求自觉地反省自己，经常检视言行，剔除精神污垢，防止邪欲入侵。

(二)强化廉政践行能力:公、清、谨、勤

廉政践行能力是廉洁从政行为的具体实践能力。从传统廉洁文化中可以看到，培养廉政践行能力应该秉持公、清、谨、勤4个基本准则。

公， 就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不枉法徇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历朝统治者都要求官员把“公忠为国”作为从政准则。直到近代，我们党把“公忠为国”思想升华 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党员干部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必须对党忠诚，秉持公心，力戒私心，多 办公事，少办私事，多谋公利不谋私利；坚决抵制任人唯利、用人唯亲，搞山头主义，形成谋取私利的现代朋党。党员干部应该公正做人、公道办事、严以用权、秉 公用权。

清， 就是清白干净、洁身自好，不贪墨财货。《周书•韦孝宽传》就有“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认为从政须从“公”“清”开始，始终保持内心 洁净、行为清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古就是中国老百姓渴望的官员样板。习近平告诫官员“当官发财两道”。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 侵蚀，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用权，做经济上的“清白人”。

谨， 就是谨言慎行、审慎持重，不妄言躁动。“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即用谨慎态度处理细小问题。因为“祸患常集于忽微”，只有专注坚守、审慎持重，方能从 小节中涵养大境界。党员干部要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在戒贪守洁的每个环节都要见微知著，在反腐倡廉的各个关口皆应防微杜渐，必须对 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防止因小节不保而酿成大错。

勤，就是恪尽职守、勤勉敬业，不尸位素餐。“勤”是党员干部的职业操守，也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从政理念。党员干部“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清人李文耕也说:“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教化本于身，能对百姓，后然可以教百姓。如果说贪污受贿是“硬腐败”，那么为官不为、懒政怠政则是“软腐败”，甚至危害更深。因此，党员干部应该在其位谋其政，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谋事要实、创业要实。

(三)增强廉政治理能力:政贵廉、吏崇正、法从严、防在先

廉政治理能力是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廉政治理理念和治理方略。从传统廉洁文化中可以发现，提高廉政治理能力应秉持以下4个方面的理念和路径:

政贵廉，就是树立廉为政本的理念，实现政治清明。《晏子春秋》曰:“廉 者，政之本也”，意即清正廉洁是政治之根本。执政基础最容易因为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为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为腐败而动摇。随着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反腐败影响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宽松政治环境 ”“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反腐败要为经济让路”“反腐败阻碍经济增长”等错误认识。这些认识极具迷惑性，必须揭示其实质，牢固树立“廉为政本”的理念。

吏崇正，就是构建公正用人的机制，实现干部清正。管子曰:“政 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建设廉洁政治，干部清正是基础，坚持客观公正选用干部是廉政建设的正本清 源之策。要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等环节的机制创新，树立“以廉为首、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加强领导干部廉政能力的培育和考核，杜绝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现象。

法 从严，就是强化依法反腐的力度，实现法治反腐。法者，天下之大道也，法律是治国理政的最大规矩，廉政的根本在于法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才是 惩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当前我国廉政法规存在着法制不健全、法律交叉冲突、条文不够细化、执行不够严格等问题，须理顺党纪与国法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 制度和国家的反腐败立法，从源头上加强反腐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防在先，就是提升预防腐败的意识，实现源头治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周易》曰:“君 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注重预防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必然选择。腐败是政治之毒瘤，其产生是由腐败心理逐渐导致行为腐化堕落的渐进过程。反腐败如同防治癌 症，应当未雨绸缪。在廉政能力建设中应重视预防工作，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和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纠正，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错 误。

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所揭示的廉政规律，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我国新时期廉政能力建设有诸多参照和借鉴价值。注重发掘传统廉洁文化的当 代价值，把握其文化根脉，注重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扬弃中传承，在发展中借鉴，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基因的潜在力量，为我国新 时期廉政能力建设提供有益帮助。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马希良系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促进“干部能上能下”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

王炳权

在 中国的政治语境中，“精英”一词往往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其含义不仅有褒扬某人或某一部分人不普通、不一般、很优秀，是人群中的“精华”的意思，一 定程度上也含有批评此类人物自视“出类拔萃”、自以为其聪明才智、地位、作用和重要性高于普通人，因此自命可以凌驾于群众之上、对公众和社会公共事务有资 格指手画脚的贬义。这后一种含义与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的价值观是不相符的。所以，在我们的主流意 识形态中一般不用“精英”一词指称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先进分子、优秀人物和骨干力量。我们的干部更不以“精英”自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巨大变迁，不能不承认“精英”一词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和现实合理吐，我们不能争拗于意识形态而不承认这一概念的现实指代功能。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看，近些 年来，国内学者多关注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主的流动问题，对党内精英流动问题也有触及。我们可以摒弃在精英这个概念上的中西差别，直面中国的问题。当前，执 政党推动的“干部能上能下”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思路，我们不妨解放思想，借用“精英流动’，理论分析干部流动问题。   

“精英流动”理论能够丰富对“干部能上能下”的理解

“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不是单纯的党建问题、从严治党问题。真正解决好了“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对推动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精英流动理论的前提之一是强调精英阶层的社会主导地位，强调精英流动是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软保障”。党内精英流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党内精英的正常流动会促进社会成员的积极流动。

改革开放近40年 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执政党特别是干部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转型带来的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是社会阶层关系、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核心 价值观的重塑问题。这些问题深刻地反映到党内干部群体中来。而精英流动理论则重点关注这些问题。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产生，新的精 英群体出现，社会精英流动现实地发生了。这些变化与党的干部群体的流动有着密切关系。

精 英流动理论和“干部能上能下’，理念二者的着力点存在着一定的不同。精英流动的前提是流动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精英”，只有精英才具有更多的流动的机会，才 存在进一步讨论流动的可能。是否是精英，是社会的选择，特别是市场的选择，经过个人的奋斗和“大浪淘沙”式的社会筛选，“伪精英”很难滥竿充数。此外，精 英的身份是随时可能发生转换的，“精英”不是某个个体恒久的“标签”。而我们党内有着严格选择干部的机制和程序，总体上选出的各级干部确实是能胜任其职的 “精英”，但也存在“漏网之鱼”，存在不胜其任者。重要的是，干部身份似乎是恒定的，级别是恒定的，唯一的变化只能“锦上添花”，除非自己不想要这样的身 份和级别，否则就得终身拥有。从这个角度，可以用“精英流动”理论丰富对“干部能上能下”的理解。

“全方位流动”和“制度建设”是“干部能上能下”的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政策理解和理论研究中，对此关注的还不充分，而这两点恰恰是“精英流动”理论主要的理论框架。

“党内精英流动”需要打破新的“封闭环”

精英流动一般有两个路向:一 是“既有精英交换”式的流动，强调的是精英群体的内部循环；一是“新老精英交换”式的流动，往往指的是社会底层群众向精英层的流动，强调的是阶层间的交 换。前者可以概括为“内一内流动模式”，后者可以概括为“内一外流动模式”。这样的模式对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应 该承认，当前我们党内精英流动存在着严重的“阻滞”。一方面表现在精英内部固化，个体精英的交叉换位缺乏，“官本位”思想对精英流动仍有严重影响，非制度 性因素对精英流动影响巨大。在现实中，很多干部认为遇到了“天花板”问题，“上升无望”。客观地说，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会有上升通道，因为干部职级的“金字 塔”结构是客观的。关键是，如果一个干部确实是一定范围内的“精英”，品行正、能力强、业绩好，而由于选任用人机制不合理，甚至一些主观因素干扰，就当然 会存在“官心不顺”的问题。

“流 动”的关键是人尽其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能上能下的问题，而是缺少正常的流动机制。我们看到，不仅存在干部“想上不愿下”的问题，也存在着“不愿意 上”的问题。一些干部贪恋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对其正常调动是比较困难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纪检调查，以此才能“逼迫”其离开此岗位或者部 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缺乏有效的干部流动运转机制。这也告诉我们，流动受阻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岗位权力太大、诱惑太多。缺乏监督， 直白地讲就是“油水太多”。

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精英执政团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封闭的环”，成为一个固化的社会群体。在封闭的环境中，很难实现良性的精英的自我循环，“劣币驱良币”的现象愈加普遍，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声望一定程度上受损，由此带动社会阶层固化，致使社会流动受阻。

改 革开放以来，社会精英流动的核心是打破以身份为主的“代际传递”。当一个固化的社会结构经过“革命”或“改革”的方式被打破后，阶层得以流动，“精英身 份”得到重新确立。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正在发现“权力精英”和“市场精英”形成了新的精英层。问题是，新的身份固化是否又会形成阻碍精英流动或社会流动 的屏障。这个问题也许从理论上一时得不到解决，但是我们在现实中明显地遭遇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新时期，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性跃迁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所谓 “社会活力”迸发。社会活力重要的来源就是给了人们重新选择社会身份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尽其才”，不仅获得了物质财富，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和精神满足，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得了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和可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带给人们的激情和喜悦，一定程度上正在悄然消退，“官二代”以至“官N代”，“富二代”以至“富N代”，“穷二代”以至“穷N代”不绝于耳，这一现象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我们的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已经很严重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作为我们这个大国唯一的执政团队的成员，是否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肯定的答案。

要 使社会始终充满活力，就必须不断打破“新僵化”，打破新的阶层固化的问题。不打破“铁打的营盘”，不使“流动的兵”动起来，社会成员很难继续获得积极性。 这其中，必须打破所谓“代际传递”。家族、师生裙带、上下级一体，近亲繁殖，可以统称为“代际传递”现象。“代际传递”一定程度上消灭了竞争，而消灭竞争 的同时，也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危机”的祸根。“代际传递”根本上还是“人治”和“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我们党强调党建要提高科学化水平，首要 的是要消除“代际传递”的现象，使党内精英真正流动起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网络政治、群众路线与反腐体系的转型

─以“杨达才案”为个案的考察

刘晨 陈建平  

 一、引言

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转型处在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背景等许多复杂因素交织的格局之中，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历史性和规律性。从整个反腐的历程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模式: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这三种模式构成了非网络时代的中国反腐体系。但是，它们并未过时，依然在我国的反腐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时代的崛起，并未改变这一反腐体系的格局，而是扩充了该体系，让原先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滑向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这样一个体系当中。互联网拥有多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可与制度反腐产生藕合效应。仅拿微博反腐(隶属于网络反腐)来 说，在转发、评论等微博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以外，在微博这样的“虚拟社会网”已经存在的前提下，一则反腐信息的发布，很快便会人人皆知，这就是互联网自身所 具有的特性。但是，网络反腐却又不得不与制度反腐勾连起来，因为网络反腐还未有明确的法律加以规范。所以，其已经走上了一条“网络举报(匿名或实名)一媒体关注一制度惩治”的反腐道路。

当今，沿着这样一条路径进行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俗称“表哥”“微笑局长”)就是一则非常典型的案例。2012年9月21日，杨达才因为在8·26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面带微笑，随后被网友将其“微笑照”公布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的愤怒，随后杨达才本人被网友“人肉搜索”，发现其还有多块不同品牌的名表，价值不菲。此消息被陕西省纪委得知后高度重视，随即对其进行调查。“@兰州赵文”发布微博称:「成也微笑，败也微笑」有些人天生一副微笑脸，这种人和善喜感，仕途也顺畅；但遇到如地震、车祸等灾难，这笑就不合时宜了。杨达才在延安车祸现场一笑露贪官马脚，只能面对图图之灾了。然而，本研究试图从“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来看待这个事件，并进行分析。

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 授孙立平认为，“过程一事件”分析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它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 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既然是把握事件形成的“过程”，所以本文意在着重分析“杨达才案”作为网络反腐的一个 代表性案件，其所形成的这个动态的过程又是如何?进一步说，从这个过程中来看，作为博弈的不同利益主体(官员与网民)，这个过程又是如何?

二、杨达才案:一个“过程一事件”的分析

2012年8月26日，陕西省包茂高速安塞段发生特

大交通事故，36人遇难。随后，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面带微笑出现在事故现场。“微笑”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坏”就坏在“微笑”得不是时候。在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现场，以“微笑”来应对，实为不妥。

网 友看到伤亡现场的“微笑”之后，不是认为理所当然，而是产生了愤怒，这样的愤怒，在很多时候并非因为“微笑事件”这一个因素所引起，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 时间的“价值理性”大于“目的理性”的政治政策导致的“仇官情节”所引发的。随后，杨达才被“人肉搜索”，网友发布了诸多他佩戴各类名表的图片。2012年9月，陕西省官方向社会通报称，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从此处可以看出，从事发到开除党籍，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共中央对政治腐败的治理决心。

然而，在这个案件的发展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小插曲”，2012年9月1日，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学一名在校大学生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的工资。《财产收人申报法》由于“具体操作困难”、会侵犯公务员财产隐私权、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府形象、统计技术不完善等原因迟迟没有推出。然而，这场官民之间的博弈至此，已经达到了该事件的高潮。2013年2月22日，陕西省官方披露，经陕西省纪委进一步调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在任职期间存在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2013年8月30日，杨达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关于杨达才案的性质在于这是网络反腐的第一案，被网友“拍案称好”，此案的宣判被网友称为“大快人心”。但是，此刻又有不同的说法—杨达才本人是被“冤枉”的。在《一些官员为何经不起网络监督》一文中，作者写道:前 段时间到西安调研，与当地朋友聊到因在车祸现场不合时宜地“微笑”而落马的“表哥”杨达才，这位熟悉杨达才的朋友说，刚开始网友和媒体真的误读了杨达才的 微笑。在车祸调查现场他真不是在笑，他那人就长得那样，平常无论什么情况，都是那副“看起来像在微笑”的表情。他说，他见过落马后的杨达才，在看守所里仍 是那副“看起来像在微笑”的表情。在看守所仍在“笑”，说明这“笑”真的不是笑了。然而，“误读”杨达才的“微笑”，对于网民而言，无非履行了群众对官员 的监督权，而又是通过网络来行使这一权力。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有所遗憾的是，并没有听到杨达才本人的叙述。从2013年8月30日的审判现场来看，杨本人对其行为供认不讳，希望从轻发落。

从 这个故事的“过程”分析来看，“微笑”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的微笑，导致其被“误伤”，从而被网友“人肉搜索”，进而被申请财产公开，再被网友疯狂关注及 媒体曝光，随后即被查办，开除党籍，再受法律审判。网友利用的并不是“上访”“告发”，而是“网络举报”“人肉搜索”“申请财产公开”等手段来实现政治反 腐。当政治生态社会化得益于网络崛起时，政府官员不但被网络监督，而且网络对网民有了一个赋权的过程与事实，故此监督权从政治庇护主义解脱出来，成为制度 反腐后的又一个有力武器。

三、网络政治:互联网背景下的反腐体系转型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网络的诞生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良好发展，类如杨达才这样的贪污犯会不会成为“漏网之鱼”，会不会成为“带病提拔”的一员?这 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因为在政治庇护主义及腐败分子将纪委等监察机构的工作人员一同腐化的情况下，腐败分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反腐部门就很难达到监督 和治理腐败的目的了。治理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制度，制度却又被政治官员所主导与执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官场生态，往往不利于反腐的进行。也就是说， 监督谁或不监督谁，并不是群众说了算，而是官员自己说了算。加之，“民不举，官不究”的民事案件处理办法被用到政治腐败治理当中，政治腐败就形成了一座不 可轻易攻破的堡垒。

(一)制度反腐与反腐体系

所 谓制度反腐，是指以制约和规范权力运行为宗旨，以建立健全各项反腐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为重点，使反腐倡廉建设逐步实现规划科学、步骤严谨、脉络清晰、措施 匹配的过程。制度反腐从本质上说是“约束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运行”。把腐败治理纳入制度的框架内，无异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来进行利益的博弈 及监督权力。权力的无限扩张会导致“官与民争利”，而这样的权力意志又无法受到限制，故此只有共同遵守法律底线，才能真正做到治理腐败。那么，用什么来限 制权力的扩张呢?答案依然是用制度和法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湖北黄石中院院长过夜门事件，还是因天价烟下马的周久耕，都说明制度反腐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政 党本位的体制困境、社会参与的角色困境、多元手段的效应困境、廉洁价值的文化困境。这四种困境导致制度反腐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敢于“走钢丝”的政治官员又 可以很好地策反并将“制度”为其所用。也就是说，他既可能是制度的制定者，又可能是制度的直接裁决者或间接裁决者。所以，面临如此困局时，只能另寻一种方 案加以解决。如此，反腐体系转型也就迫在眉睫了。

(二)群众路线与网络反腐

笔 者认为，网络反腐有类如群众路线的内涵包括其中。孔繁玲认为，要用网络视角去看待制度反腐。也就是说，要善于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做一个链接，且这是互联 网背景下制度反腐建设的关键。她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制度反腐将会走向制度反腐现代化。的确，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以后， 反腐效果与以往相比，的确明显了许多。比如，“表哥”杨达才就是被网友“人肉搜索”之后所曝光的一例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反腐案件。笔者认为，从整个案件的发 生到最后的审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点:及时性、准确性、公开性。

首先，网友将杨达才的名表图片曝光于网络社区之后，得到了陕西省纪委的高度重视，从“东窗事发”到被查办，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及时性的表现。

其次，网友将其“人肉搜索”之后，果然发现其有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正如《一些官员为何经不起网络监督》一文中所说:网 络监督和反腐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信息不准确，见风就是雨，夸大渲染，容易被人操纵，还隐藏着很多侵权的风险，侵犯官员隐私和制造网络暴力。可更大的问题 是，很多官员根本经不起网络举报和曝光后的监督，总能在顺藤摸瓜中被查出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特别想看到这样的案例，某个官员遭网络举报后，经过严苛的网 络搜索和纪委调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被查出来，组织证明了他的清白。这样的案例既能给随意的网络监督以教训，也能给公众以信心。再次，公开地审理杨达才案 也意在给政治官员一个警醒的机会，使其引以为鉴。进一步说，与以往反腐模式相比，网友将杨达才的名表图片搜索出来后，放在网络这样一个公开性的平台上曝 光，也反映出网络反腐的公开性。

(三)当代中国反腐体系的进路与转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我国的反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运动反腐。始于1950年 的“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整治各级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例如“三反”“五反”等，都是对作风问题所开展的政治反腐。第二，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时 期的权力反腐，也是为了整治不正之风和权力寻租等现象。胡杨认为，在运动反腐尚未完全摒弃，制度反腐还未被确立的情况下，推动反腐只有两条路:一是靠领导权力推动，加大对典型案例的查处；二是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第三，党的十四大以后，制度反腐被确立，其主要是想依靠制度建设来达到全方位的反腐体系的建立与实施的目的。类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若干法律法规的颁布，就是向制度反腐建设的转变。第四，2006年被认为是“网络社会”的崛起年，但真正依靠网络反腐的并不是这一年，而鉴于学界、媒体的共识，笔者认为，暂且可以将2012年定义为网络反腐的元年。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反腐力度加大，可以把网络反腐的政治反腐模式概括为“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   

四、余论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对 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的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时 下的网络反腐意在监督权力腐败或权力寻租的发生，从而避免上述危机的发生。本文以杨达才案为个案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了反腐模式的历史进路与党的十八大后的 反腐体系的现状。笔者认为，如今的反腐体系与以往并不相同，而是采用了“四维一体”的方式来达到腐败治理，即“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这是一种从制度反腐体系到网络反腐体系的转型。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后反腐体系进行了又一次的翻转，将1950年开始的运动反腐与之后的过渡阶段所确立的权力反腐重新拾起，再与权力反腐与网络反腐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反腐体系。

最后，笔者想借用《什么是群众路线》一文中的一段话来作以总结。文中说道:党 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 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网络反腐恰好再一次应验了政治监督离不开群 众，而群众现在最可能实现的监督权正是网络监督。与法律制度比较而言，亨廷顿曾说，采用严厉的反腐败法令，只会增加腐化的机会。所以，网络反腐必须在相关 立法的跟进下，才能达到最佳的反腐效果，这也是中国本土化反腐模式的一项最佳举措。

（摘自《领导科学》2015年第9期，作者刘晨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陈建平系中共福建省纪委、福建省监察厅特约研究员，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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