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廉政研究
2015年 第5期(总第13期)
西安廉政研究中心 2015年9月20日
[理论探讨]
消除特权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黄百炼(1)
陕西职务犯罪现状及防治对策研究………………………范雪峰(8)
[学术讨论]
“四缺”让一些官员“变节”………………………………严世斌(15)
引致官员改变初衷的因素有哪些…………………………张林国(16)
“当官发财”,哪些权力观念使然…………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18)
[廉政史海]
廉洁自律心无病,求真务实业有成--孔繁森廉政小故事…………(21)
[廉政小常识]
反腐倡廉中“纸牌屋”的含义……………………………………(22)
消除特权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
黄百炼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斩钉截铁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之后,他在检查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在中央重要的工作会议上,在各地考察调研时,都反复强调正确看待手中权力,敬畏权力,谨慎用权的问题。2014年3月两会期间,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 “三严三实”的要求。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从严治党的思想,对从严管理干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决定》的说明中,又对在坚持依法治国进程中如何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了重要论述。两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特权现象,表现出反对特权的坚定决心和处实效功的踏实作风。
学 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特权思想和现象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举措,我们感到这不仅仅只是从反腐败这个层面认识和解决特权问题,而是站在治党治国的战 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争取重大突破思想、特权现象的成功实践,必将为实现 “四个全面”的宏伟战略目标创造良好的思想和政治前提。
一、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与党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是腐败和 “四风”产生的总病根,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拦路虎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由于权力观扭曲而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其本质是 “特”,最基本的有两大特点:一是放纵权力行使。藐视权力行使的公器性、有限性和程序性,把权力看成个人私器,个人意志为上,不惜破坏规则,强力用权,以权谋私,使之变为不受制约的特殊权力;二是权力占有和享受的独特性。
不 是把权力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和工具,而是把它作为身份、等级、荣誉、地位和权势的一般等价物,无视党和国家对领导干部待遇和消费的规范性要求,刻意追求 权力本位的排场和特殊享受,甚至显摆权势,铺张奢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在执政和管理过程中表现在:
立法立制时强化部门利益,争权诿责,甚至变成利益博弈,利益垄断,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在施政和执法时用权随意,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在 司法时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等。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受封建残余影响,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加上我国干 部管理还存在不科学、不规范,政治体制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使得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没有得到有效地消除,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还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让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继续发展,将会在我国正处于爬坡迈坎的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
一 是由于公器私用,以权谋私带来的消极腐败,会严重侵蚀党的肌体,使执政党无法公正施权,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动员力下降,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削弱,政治体制 已经存在的弊端无法继续深化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政权性质会发生蜕变。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之所以会发生解体悲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 党内产生的特权阶层,使苏共的先进性发生了严重的蜕变,苏共的执政能力遭到大大削弱,以至于沉珂积重,无力回天。
二是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会造成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离心离德,党的执政基础被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国家政权根基就会出现不稳,甚至政治动荡。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接连发动旨在推翻敌对国政府的颜色革命并连连得手。
除 了他们采取强有力的颠覆措施之外,更主要的是国内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特权及腐败现象。本国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敌 对国群众的不满情绪,推翻了敌对的政府,却又乘机而入成了这些国家的太上皇。这种不反腐败亡党,反了腐败亡国的惨痛教训,十分值得我们警醒。
三 是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理念和制度文化格格不入,导致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价值 导向的怀疑,甚至否定,造成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徇情枉法的社会现实,使社会风气败坏,依法治国的理念根本无法实现。四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存在,会造成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出现一些享受特殊待遇并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殊利益群体,扩大社会的不平等使社会矛盾尖锐复 杂,无法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无法实现社会和谐。
总之,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腐败和“四风”产生的总病根,是导致党脱离人民群众群众的总根源。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可以说是抓住了 反 对 腐 败,解 决 “四 风” 问 题 的命门。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干部的权力观问题,一定要站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认识和解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我 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党的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组织者和领路人的作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才可能领 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权力认识上的集中体现,它是指在社会主义法制体制 下对待权力的总体看法和处理权力关系的基本态度。
其实质包含了法定权力的赋予与实施、权力的有限性与程序性、权力实施目标的既定性和实施目标偏离的纠错性。它解决了权力来源、权力关系、权力主体、权力目标、权力制约,即 “我是谁”、“来自谁”、 “为了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把领导干部能否正确看待权力,看成“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
第 一,只有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才有可能维护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性质,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道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治理方式还只能主要采取间接民主形式,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需要采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方式。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群众的先 进分子,作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 “关键少数”,代表广大群众来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最根本的是要能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证“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 权”,真正做到领导干部拥有权力但不独享权力,行使权力但不谋求私利,自由裁量权力但不逾越法制底线,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江山不易帜,政权不变色,道 路不改变。这才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人民幸福安康的希望。
第二,只有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才能为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动力,保证顺利实现国家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立一套更完备、更管用,更有活力的制度体系的时候。
一旦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会大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竞争力。然而这项改革异常宏大和艰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就能做到无私无畏,无欲则刚,敢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在利益格局调整中大刀阔斧,敢于为了人民的利益攻坚克难。
这 样才能用良好的作风,高尚的情操,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担当的勇气,克服已经存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改革道路上一个接一个的难 题,建立能够抵御各种风险,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深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始终保持科学发展的组织领导体制机制,顺利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和 “周期律陷阱”。
无 数改革的经验教训证明,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特权阶层、存在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权现象,改革必然会存在阻力,甚至会遭到抵制和破坏,就会使良好的改革设计功 败垂成,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充分发挥。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割肉舍痛”、“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关键阶段,如果不彻底解决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改革就会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第三,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团结和谐的社会活力。
通 过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集合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拧成一股绳,卯足一股劲,焕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气神,围绕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的目标,使社会不断趋于更加平等、公 正和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国家的竞争力和软实力不断增强。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的崛起已经引起国外敌对势力的极大恐慌,他们加紧利用国际互联网和其它渗透方 式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企图颠覆我们党。其中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抓住党内存在的一些特权现象,无限夸大,竭力丑化,攻其 一点不及其余。
我们要充分利用敌对势力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只有自己的阵脚稳住了,才能够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综 上所述,不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问题,即使反腐败取得了一时的、一定的效果,还会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反弹和回潮,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仍然跳 不出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系列重要论述,可以说是釜底抽薪,选准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依法治国的突破口。
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必须从领导干部自身切实做起,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治国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特 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领导干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内因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抓起,从思想上解决领导干部“不想做”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一直在倡导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之所以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仍然比较严重地存在,主要还是因为有的领导干部批判封建残余影响不自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 扎实,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不端正,法治意识不牢固,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经不起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经不起改革开放放权的考验,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权和特 殊享受,不惜破坏党性原则和规章制度造成的。
首 先,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上的“钙”。做到权为民用,首要的前提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境界。只有志存高远,才不致鼠目寸光,锱铢必较, 患得患失,才敢于抛弃私心杂念,脱离低级趣味,牢记使命,谋长远,干大事,成大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中国 近代史和中共党史,做到知史爱国,知史爱党。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大志,振奋精神,保持锐气,矢志不渝地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
其 次,要通过学习总结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切实端正行使权力态度。要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党历史上处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经验教训,以及 反腐败斗争的典型案例,深刻认识人民群众赋予领导干部组织领导权的庄严性和郑重性,深刻认识权力行使的极端严肃性和谨慎性,深刻认识权力滥用的严重腐蚀性 和危害性。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对个人名利地位始终保持平常之心,对腐败造成的危害始终保持防范之心。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 识,以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到“坚决不搞特殊化,坚决不搞特权,坚决不搞不正之风,坚决不搞腐败”。领导干部只有对特权思想高度警醒,对特权 现象深恶痛绝,对特殊待遇自觉抵制,对特殊诱惑保持警戒,才能筑成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无形长城。
再 次,要按照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切实树立平等观念和平民意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管个人的职务存在高低,工作的性质表现差异,收入分配存在差别,但都是 社会平等的一员,每个人的人格权都是平等的,必须遵守公民的道德和法律,做到在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犯错误,之所以腐败, 就是他们自认为当了官就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制约,当了大官更可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他们的腐败和堕落,都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的不平等开始,导致 走上错误道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必须首先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自觉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老百姓一 样遵守法制和公德,与他们平起平坐,相互尊重,不盛气凌人,不亵渎法纪,不放纵个性,不鄙视群众,不养尊处优,不贪图权势,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 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牢固树立平等意识,反复强调:“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他在外出考察调研的过程中展示出一系列平民、亲民、爱民的形象,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为领导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再其次,要强化慎独,加强修炼。特权行为是放纵权力行使的结果,很有诱惑力,很有实惠性,不加强内心的修炼,不形成自觉抵制特权思想的定力就难以抗拒诱惑。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不断地对照腐败产生的典型案例和腐败分子堕落的人生轨迹警醒自己,告诫自己,约束自己,敢于自我解剖,敢于自我批评,能够自行纠错,就可以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以心坚石穿的毅力,彻底铲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蔓延滋长的土壤,努力营造公权为民,谨慎用权,依法办事的善治环境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仅有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体制机制、行为规范、现代制度文化建设、舆论监督、责任追究、干部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综合治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第一,要建立权力运行约束机制,规范领导行为和管理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特权行为受到刚性的制约,做到“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保证权力始终在为民服务的轨道上行驶。
第 二,要强化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让特权行为受到强力压制。通过提高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人民群众更充分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做到任何特权行为和特权现象难以黑箱操作,幕后运行,暗室欺心,最大限度地压缩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滋长空间。正如习近平zongsh指出的“要强 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第三,按照社会公平和工作需要的原则,调整领导干部收入分配和职务消费的标准并严格执行,坚决反对以“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泛化特权现象的情况。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 “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使特权行为没有任何合法外衣和实施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制定“八项规定”、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严格规范国企领导人薪酬水平、坚决刹住各种不正之风等一系列措施,大大压制了特权行为和特权现 象的生存空间,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转变,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更加坚定了人民群众对从严治党的信心和希望。
第四,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通 过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把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作为一种政治新生态,使领导干部起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的作用。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的深度融 合、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相互配合,构成立体监督网络,使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受到全方位的批判和抵制,形成领导干部不敢做的强大舆论压力,产生领导干部 不能做的强大心理压力。
第 五,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中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教育宣传,让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加强 对封建残余思想的批判,使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宗法观念、草民思想等封建余毒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陈规陋习荡然无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
第六,在干部人事制度中,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管理能力的考核和评价,并加强责任追究。
要把能不能遵守法律,谨慎用权,依法办事,作为干部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在同等条件下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 “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调离领导岗位。”
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我们要对争取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倡导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但一直收效不甚明显,主要是主客观条件还不完全充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比较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尖端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青春活力创造坚实的基础。
(该文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二期,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教授)
陕西职务犯罪现状及防治对策研究
范雪峰
党 的十七大明确把反腐倡廉建设确定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定位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要求进一步地深化,“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到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 良风气”。围绕中央的相关政策和要求,近年来,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为突破,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陕西省职务犯罪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廉政建设的形势依旧严峻。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对陕西省职务犯罪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关注。
一、陕西职务犯罪的现状
1.职务犯罪的发案数量、类型与严重程度
近年来,陕西职务犯罪的发案数量仍然较高。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为例,2007至2011年的五年间,陕西省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嫌疑人7054人,查办大案1996件、要案258人,挽回经济损失6.4亿余元。在十八大招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全省依然立案查办了58名县处级以上官员,查办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1421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2014年,全省检察机关又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153件1702人,同比上升18.1%和19.8%。其中,查办贪污贿赂案件928件1334人,同比上升19.1%和22.4%;查办渎职侵权案件225件368人,同比上升14.2%和11.2%。突出查办有影响的大案653件、要案65人;大案占办案总数的56.6%,同比上升6.3个百分点。严厉惩治行贿犯罪嫌疑人56人,同比上升80.6%。就犯罪类型而言,贪污贿赂犯罪仍是近期本地区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占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的80%左右。
从严重程度来看,十八大以来,陕西仍然不断出现涉及职务犯罪的大案、要案,例如在陕西日报评选的“2013陕西十大法治新闻”中,与职务犯罪相关的占据三条,包括“表哥、房姐案尘埃落定;延安城管暴力执法被严厉查处;陕西四厅官落马,查处职务犯罪上千人。”在“2014陕西十大法治新闻”中与职务犯罪相关的竟然又占据三条,分别是“祝作利王登记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相继落马;小官巨贪侯福才敛财5千万获死缓;西安最牛村支书率众殴打城管警察被逮捕。” 这些案件大都在省内外轰动一时,影响着陕西廉政建设的形象。
2.职务犯罪的重点领域,窝案、串案的高发领域
纵观近年来发案的情况,陕西职务犯罪重点发生在以下领域:首先,是经济建设领域,主要集中在政府投资、公共项目实施、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等方面。例如在近期曝光的祝作利案中,2006年至2013年,祝作利利用其担任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主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人员及单位获取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审批、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4.543672万元。在指控其的7项内容中,其中4项 为企业获得补助资金和财政贴息提供帮助。包括其利用职务便利,为陕西鼎天济农腐植酸制品有限公司、西安联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贝斯特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杨凌本香食品有限公司获得财政补助资金等事宜提供帮助……。其次,陕西职务犯罪的常见领域还包括民生建设领域,较多集中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房屋 拆迁、移民安置、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方面;涉农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渎职犯罪,如滥 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严重玩忽职守。
另 外,在某些特定领域,尤其是较大的“国有企事业系统内部”,窝案、串案等群体性特征也会出现,例如,前些年的陕西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案中,除了陈双全 本人罪行严重之外,该集团黄延高速公司董事长杜新科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黄延高速建设工程招投标、工程施工管理等方面为多家单位谋取利益,收受贿 赂共计91万元人民币、5000美元;该集团董事会秘书处处长赵峰在任职期间,利用其受陕西省高速集团董事长指派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5万元人民币……。
二、陕西职务犯罪的主要成因
1.计划体制转型与市场不规范客观上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土壤
不 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中也存在特权。但那时经济体制单一,可供权力调配的资源相对较少,社会利益的协调与分配也远不如今天复杂。随着市场经济 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在我国不断深化,各类经济与利益主体势必要产生利益竞争,甚至发生冲突。在这些过程中,如果法律与监督不完备,公共权力介入市场利益配置时很容易诱发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
就 陕西而言,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近年来,《关天经济区发展规划》、《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等诸多利好政策 不断出台;陕西省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教育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先后开工了许多重大工程。这些规划与工程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 无不受到计划权力的调配。而本地区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又不如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管理监督机制方面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也日渐凸显。各种以权谋 私、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很容易找到适合的土壤,从而蔓延开来。
2.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容易滋生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等落后思想
尽 管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人情因素等观念在我国一些地方仍然挥之不 去,产生负面影响。就地域位置而论,陕西省地处内陆,传统文化较为浓厚,这在客观上容易滋生等级意识,营造特权氛围。西安市大雁塔广场上英姿勃发的“唐太 宗”,汉城湖公园威武宏伟的“汉武帝”……在吸引游客参观的同时,难免无形中暗示、甚至是鼓吹了特权的价值。这种文化环境容易诱使部分公职人员的产生特权 观念与官僚作风:他们民主、法律意识薄弱,经常凭接个人经验和主观臆断决策,有的甚至还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理解为个人资本,随意滥用。例如,“西安最牛 村支书”葛七宝率众殴打城管警察事件中,身为人大代表的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街办北辰村党支部书记葛七宝带领十余人暴力抗法,阻挠执法人员对违规倾倒渣土车 的执法,并声称“我是人大代表,现在要监督你执法”,将一名民警打伤。
其次,传统文化中较浓的人情因素,有时竟会成为职务犯罪的诱因,例如,陕西省华阴市罗夫镇方山村一村民小组长郭某,出于好心帮同组村民致富的愿望,私自将组上的征地补偿款借给他人使用,结果触犯了法律,被华阴市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再 次,陕西很多地区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生活模式与东部沿海地区也有较大差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公共意识也普遍不太强,他们中不少人对 于权威盲目迷信,对于少数干部的官僚作风见怪不怪,容易忍气吞声,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冷漠态度,从而助涨了权力的滥用。
3.监督机制不健全
, 在长期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中,我国在已经形成了体制内预防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但从本地区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是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纪检监督等体制内的监督机制,还是公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社会监督机制均不完善。
就 体制内监督而言,不少监督主体的功能还没能充分发挥:由于人大、政协与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职权不对等,导致它们的监督有时无法深入。由于缺乏举报或 遭遇阻力,公检法机关的工作有时会受到干涉,无法独立进行。“再就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其内部的监督, 就更是不力了,工会、纪检部门经常地位虚置,职代会往往流于形式。”以当年的“庞家钰案”为例,在“庞总指挥”的领导下,原本为解决宝鸡市饮水困难修建的 “冯家山引水工程”最终建成了令宝鸡市民饱受8次爆管之痛的“祸民工程”。每一次爆管后,都有大量农民的房屋和耕地被冲毁,60多万宝鸡市民重新陷入用水困难的煎熬。然而,就是这项“爆管工程”在建设期间,投资严重超标:从1996年6月开工建设到2000年6月正式向市区试供水,历时四年;工程最初批准立项是1.33亿元,最后工程实际投资竟然达3.09亿元。试问在这数年的过程中,相关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功效何在?若不是宝鸡市司法局数名干部近十年的冒险举报,庞家钰这样一个贪腐官员还不知道要高升到何处?
另外,本地区体制内监督功能的不完善还表现在对热点涉腐事件的回应上。以杨达才事件为例,2012年8月30日,杨达才“戴表照”在网上曝光后,陕西省纪委即回应称,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事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如确有违纪或腐败问题,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然而,在随后的20多天里,任凭“杨达才仍在正常上班”,“杨达才背景很硬”,“试问自己查自己,能查出问题吗?”……各种传言在网上蔓延,对此,省纪委可能是基于工作程序,一直没有作出更为详细的回应。直至9月21日,省纪委才在其官方网站“秦风网”上发布了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的消息。在这期间,其公信力和工作效率遭到了不断的质疑。
在社会公众监督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力运作不够公开透明,公众掌握直接犯罪证据的较少,举报线索成案率不高。在舆论监督方面,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与有关部门的足够支持,正常监督与宣传导向的尺度不易把控,本地主流媒体有时会出现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情况。例如,在2012年6月 的“陕西遭引产孕妇门口被挂卖国贼标语”事件中,当地部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明显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但在本地媒体方面,除了《华商报》进行了较快的报 道之外,省、市其他一些主流媒体对这一焦点事件采取了“冷处理”,结果导致区域外媒体大肆报道,甚至因此还被“国外媒体分享了话语权”。这一定程度上使事 态扩大,损害了陕西的形象:在国外记者的采访受害人后,有人打着横幅骂受害者家属是卖国贼,被堕胎孩子的父亲被迫逃亡。当然,对此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认识, 但不能忽略的教训是本地媒体迫于某些部门的压力,在面对政府行为失当时表现出的怯懦、失语、失声的状态。
三、陕西职务犯罪的防治对策
1.创新职务犯罪的查防体制
首 先,应尽快依据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中纪委历次全会精神,改进纪检监察部门的功能。省市相关部门需要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上级纪委在事权、人权方面 的作用。在办案方面应以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在纪委书记、副书记的任用上也应重点依据上级纪委的意见,从而“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 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同时还应加强地方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会成员的监督”,并将这项工作的绩效作为纳入地方纪委的 硬性考核指标,拓展它们在“打老虎”方面的能力。
其 次,要“抓早抓小”,防止一般的违纪违法行为,演变为职务犯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对违反 党规党纪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抓早抓小,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 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要从党员干部一点一滴的言谈举止抓起,增强其党性修养。“抓早抓小”是源头防治腐败的必然要 求,在这方面各级纪委要积极作为、推进工作创新。当前反腐工作的大局正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在修改之中,党纪严于国法,执纪严 于执法的规制机制已经凸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是大势所趋。纪委“抓早”就是打预防针,防患于未然;“抓小”就 是从小处着手,久久为功。“抓早抓小”是遏制腐败蔓延的必然要求。对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一般性违法问题、倾向性问题应早发现、早教育、早纠正、早处理,从 而防止其演变成为严重的犯罪。
再 次,尽快建立纪检监察部门、检查机关与辖区内重点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横向防控网络,实现监督力的全面覆盖。此类机制应以派驻机构人员对派出机关负责为原 则,以提升检查人员对派驻单位监控效度的力度,并将试点成熟的策略进行推广。在这方面,陕西省“未央——长庆模式”的实践创新很值得借鉴。2005年7月,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长庆油田工作站成立,未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与长庆油田公司的领导共同出任预防职务犯罪协调指导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直 接指挥工作站开展工作。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站不仅监测了油气生产所涉及的项目招标、资金审批、供应商确定、销售定价、项目融资等一系列有可能出现监管缺失的 环节,还通过强化法制宣传、案例警示、预防调研,建立起完善的预防体系。该模式不仅推动了长庆油田公司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发展,还先后被陕西省天然气公 司、西安车辆厂、中铁二十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加以借鉴。
2.完善举报制度与奖励机制
通 过群众的举报震慑职务犯罪是近年来反腐倡廉政建设一项非常重要的机制。现有的举报方式已从传统的来信、来访举报,拓展到目前的电话举报、传真举报、网络举报 等多种渠道。配合这些渠道,陕西省还应进一步强化以下环节。第一,应提高反腐举报的回复率。在这一点上,河南省检察院的作法值得借鉴,该院2011年共核实署名举报线索1155件,确认实名举报线索557件,做到了署名举报件件核实,实名举报件件答复,这为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充足的案源。当然,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普通公民上网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对于有价值的隐名举报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及时回复。
第二,应尽快尝试反腐举报的奖励机制。我国目前的反腐举报奖励在有些省份已经开始试点,并取得了一些效果,例如江西省在设立反腐举报一年多的时间里,三级检察院举报中心初查案件为2349件,初查后移送立案达到924件,奖励举报有功人员为68人、发放奖金27.55万元。[16]陕西省近年来类似的群众举报奖励活动也有值得参考的经验。2013年5月15日,陕西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项行动。为配合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省公安厅还制定了《陕西省公安厅群众举报奖励办法》,明确了举报奖励范围和奖惩措施等内容。截止11月27日,专项行动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112条,共奖励举报案件线索的群众140人、奖金114万元,有力地推动了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基于已有的成功经验,陕西省各级纪委与公检法相关部门应尽快设立廉政反腐举报奖励制度,配合本地区的廉政建设。
3.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拓展媒体监督的功能
首 先,必须整合本地区各类媒体资源,搭建常态化的媒体监督平台。从覆盖面与影响力来看,陕西省主流媒体对本地区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中,应 充分发挥华商报、西安晚报、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秦风网等各类主流媒体在廉政监督方面的作用。各级纪检、宣传部门应与本地媒体建立联 系,充分利用华商报新闻版、秦风网《秦风热线》、陕西日报社会法治版、西安晚报今日时评版、陕西电视台公共政法频道等媒体平台,将本地区代表性的涉腐事件 与案件常态化地向外界通报,扩大陕西省廉政信息的透明度。
其 次,必须了解涉腐热点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赋予本地主流媒体更大的自由报道权,掌握舆情引导权,释放正能量。近年来,热点涉腐事件较为常见的传播过程为: 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率先爆料,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跟进编辑报道,公众广泛关注,引爆舆情;随着事件进展与时间推移,媒体与意见领袖的反思与评论趋于客 观,多元、庞杂的舆论也趋于理性;最终,公众感性殆尽、理性回归或注意力分散,舆情消退。在这一过程中,如果限制本地媒体“率先报道”,那就等于放弃了话 语权,不仅使其失掉了社会责任,也会影响其权威性。例如,杨达才微笑照片被曝光后,“《法制日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新民晚报》等外地媒 体纷纷对相关微博上的言论进行摘编报道,迅速占领了舆论高地。其中,《钱江晚报》的报道《车祸现场官员傻笑网友质问你笑啥》被各大媒体转载超过140余次,被凤凰网转载后,点击量超过16万人次。”在这期间,多数陕西主流媒体由于报道不足而被边绝缘化,丧失了舆论监督力与传媒影响力。
最 后,纪检监察及相关部门必须勇于面对各类媒体,积极回应网络反腐等热点舆情事件。从以往网络反腐案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纪检监察、监察、公安等反腐职能 部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那么,不论涉事官员是否最终被惩办,都会影响其公信力:如果官员未被惩办,则相关部门会有袒护之嫌;如被惩办,则又 可能被指责为日常监管不利。因此,陕西省各级相关部门应及时捕捉网络、手机,尤其是区域外媒体率先披露的涉及本省的廉政反腐案件线索;主动调查涉案人员的 可能的贪腐、犯罪问题,及时将结果公之于众,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职能公信力。
4.创新廉政宣传教育工作
陕西省历来比较重视廉政宣传教育工作,十八大以来,又有不少新的探索。2013年4月, 西安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和西安演艺集团联合出品了大型反腐倡廉现代剧《儿牵娘心》。该剧通过塑造一位善良勇敢的老母亲为挽救因受贿而堕落的儿 子,四处乞求乡亲凑钱替儿还赃款,用亲情感化促使儿子彻底醒悟并戴罪立功的故事,揭示了廉洁带来幸福、贪腐必致毁灭的深刻道理。在近半年的演出中,该剧共 演出23场,先后有345个单位的10926名党员领导干部在观剧过程中受到教育,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2014年1月, 在省纪委、西安市纪委的指导下,陕西省首家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教育为主题的廉政教育基地在碑林博物馆成立。碑林博物馆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馆藏陈列的上 千方蕴含忠、孝、仁、义、礼、智、信、廉等思想内涵的碑刻艺术品,通过梳理、分类和总结,提炼出了“民本”“公廉”“勤俭”“修身”“孝治”五类主题。这 些从西汉到清代的碑刻,全面展示出中国古代文明中优秀的廉政文化遗产。能够使参观者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接受廉洁从政教育,推动反腐倡廉建设。
在 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陕西的廉政宣教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地创新:第一,在利用传统廉政文化资源的同时,陕西需要创作出更多涉及法治、人权、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 的廉政文化产品。第二,主要面向党员干部的精英廉政宣教需要进一步向大众渗透,实现“党风政风”与“民风社风”的互动。第三,陕西需要利用电影、电视、网 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形式,创作出更具信息时代、影响力更为广泛的廉政文化节目。这些方面的探索不仅会影响公职人员的廉洁观念,减少高危分子的违法违纪;还 能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意识,为陕西营造更为廉洁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
“四缺”让一些官员“变节”
严世斌
当官初衷是影响官德水平的重要方面。纵观官员的从政生涯,当官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执政理念、工作作风和道德品性。当今一些官员之所以忘记初衷、违背誓言,在我看来,主要是存在以下四方面的缺失。
一 是信念缺“钙”。抱着“当官发财”初衷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很多贪腐官员出身寒门,深知弱势群体生活不易,走上仕途时大多也立志要造福一方。但政途漫漫,面 对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时期各方面的诸多诱惑,有的官员因此“迷航”,以至于泯灭“初衷”,找不到“家门”和“来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理想信念不坚 定,缺了“钙”,得了“软脚病”。
二 是提醒缺“席”。一个官员,举动上有异常,同事很难毫无感觉;经济上有问题,家人很难毫无察觉。当官初衷发生变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是随着一回回的宴 请、一次次的收受礼券而逐渐由量变产生质变的。在这期间,如果有人多劝几句、多拉几把,就有可能将其带回正途。但是,一些领导和下属为避免“惹祸上身”, 考察时不敢讲真话、不想讲实话;一些家属心安理得地享受“灰色收入”和“额外福利”,最终导致小节变小错、小错酿大错。
三 是监管缺“位”。近年来,不乏出现网络反腐、情妇反腐、小偷反腐的案例,这说明我们的党内监督还需要加强,司法监督还需要完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渠道 和方式还需要拓展。除此之外,“监而不管”也依然存在。打“苍蝇”须趁早,只有及时“挥拍子”,才能打醒一个、拯救一片,给那些当官初衷正在蜕化的官员提 提醒、拎拎神。
四 是舆论缺“向”。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强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进步。但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眼球 效应和经济利益,大量传播崇富奢靡的价值理念,客观上培育了崇拜权力和物欲的土壤。一些官员因此将酒色财物作为人生的目标去努力追求,此时当官的初衷也就 抛之脑后了。
(摘自《国家治理》2015年第3期,作者系如皋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引致官员改变初衷的因素有哪些
张林国
观点1:有些官员当官初衷是为“升官发财”,但多数官员的初衷是向上的,他们有着理想抱负,想着实现个人价值。只是为官日久,在权力和钱色的诱惑下,一些人把持不住走上了贪腐之路。
在刚担任基层干部、掌握权力时,多数官员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民务实情怀,怀揣实现自己理想抱负、个人价值的初衷,立志为国家和人民干好事、办实事。身处基层,在很多干部身上,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种积极向上、勇于拼搏、团结奋进的正能量,“5+2”“白+黑”是工作常态,勤俭节约、甘于奉献是真实写照。这些初入政途的干部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智慧与汗水书写着奋斗历程。但随着职务升迁、权力扩大,面对权力与钱色的交织诱惑,一些干部思想出现松动,信念逐步丧失,原则不再坚守,行为开始沦陷,最终一步步踏上贪腐的不归路。
观点2:固然多数官员选择当官不是基于对权力的崇拜和物质上的欲望,但在官场生态、体制制度等外在诱因的影响下,一些官员改变了初衷,发生贪腐行为。
多数官员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但在官场“潜规则”、体制制度不完善等外在诱因下,如果不加强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教育,也很容易改变初衷,发生贪污腐败行为。
随 着“官运亨通”“位高权重”,一些官员越来越热衷于弄权,“不认组织认个人”,目无党纪国法、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监督制约;一些官 员升迁高位,接触的商贾显贵多了,心里越来越不平衡,感叹“付出多、收获少”,开始忙于攀比、安于享乐,沉迷于“灯红酒绿”中不可自拔;一些官员拼命工 作,却感觉升迁反不如“官二代”“富二代”,转而拼关系,奉行“关系是第一生产力”,跑官要官,经营“小圈子”;一些官员受官场复杂生态影响,“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波逐流,“温水煮青蛙”效应开始浮现。当“执政为民”之心淡漠,“造福一方”的理想退化,信仰不再坚定,底线不 再坚守,贪污腐败就会像毒药一样,一点点腐蚀官员的初心。
观点3:改变官员初衷的因素很多,既有理想信念失守、自我约束控制能力弱化等内部因素,也有官场生态复杂、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外在诱因。但理想信念失守和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是致使官员初衷改变的主因。
在 现实中,导致官员初衷改变的因素很多,比如:西方反华势力的价值观渗透、经济掠夺、拉拢腐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诱惑;个人修养不 够、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体制机制不健全,群众参与权与监督权未有效落实、监察体系尚不完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等现象普遍存在。在众多因素中,理想信念缺失和干部监察制度不完善是导致官员改变初衷的主因。
干 部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漠,是导致自身初衷改变的主要内因。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发现,官员走向贪腐,往往是从放松学习和世界观嬗变上开始 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理想信念不再坚定,党的宗旨不再遵行。因为放松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不透,曲解党的意图,违反党的政策;对党 章、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抛弃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坐好车、住豪宅,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要保持初衷, 防止贪腐,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时刻不能放松思想改造,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和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干 部监管制度不完备、不健全,是导致官员改变初衷的主要外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要通过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在工作中了解到,领导干部之所以会 走上贪腐之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对干部监管的缺失。在一个单位里,“一把手”权力往往至高无上,人人都对其说好话,几乎没人敢提意见。上级监督很少, 同级又难以监督,致使“一把手”常常处于监督的“盲区”,成为脱离监管之外的“自由人”。还有一些官员工作的操作空间较大,经费预算没有专业的审核机构, 这些职权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也给其贪腐提供了“空档”。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腐败。要从制度上规范权力运行,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抓监督、 强制约,构建官员“不敢腐败”和“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做到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制度监督与法律监督、常规监督与网络监督相结合,保证权力行使公 正、公平、公开,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
(摘自《国家治理》2015年第3期,作者系中共珲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当官发财”,哪些权力观念使然
——基于9799个样本的调查分析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重要发现:
·受访者认为,最初为发财而选择当官的干部比例为65.7%,但群 (67.2%)和党政干部(40.8%)之间的选择结果差异显著。
·更多受访者认为,干部想着当官发财,易造成当地官场“乱象迭生,混乱无序”(48.3%),并导致“黑道盛行,社会治安差”(55.8%)。
·在受访者看来,一心想着当官发财的干部,多持有“手中有权是自己勤奋工作的结果”(72.9%)、“一切只应对上面负责”(45.3%)、“有多大的权,就能办多大的事”(43.7%)等不正确的权力观念。
·更多受访者认为,“家境差的”(74.9%)和“晋升无望的”(61.5%)干部,当官后更想发财。
·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加强教育和引导”,对于杜绝干部当官发财的心态最为重要。
一、受访者认为超六成干部最初为发财而选择当官,但这种心态在十八大后有较大改观。
当问及“据您观察和了解,在您所处地区的干部队伍中,有多少人最初是为了发财才选择当官的”时,调查结果平均值显示,在受访者看来,65.7%的干部当官为了发财。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群体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对于受访的群众,这一比例为67.2%;而对于受访的党政干部,这一比例为40.8%。应该说,不论哪一方的认识更加准确,两者之间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如此差异,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在中央持续、强力反腐,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各地开展,以及全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最初怀有当官发财念想的干部,在心态上有了较大改观。本次调查中,分别有47.1%的受访群众和47.4%的受访干部(占受访者总人数的47.1%)表示这些最初怀有当官发财念想的干部在心态上“有一定扭转”,16.6%的受访群众和32.4%的受访干部(占受访者总人数的17.5%)表示“扭转很大”,10.6%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全面
扭转”(图1)。
二、 在持有当官发财心态的干部中,“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观念盛行,“贪图安逸,奢靡享乐”行为普遍
对于那些一心想着当官发财的干部,主要持有哪些看法和观念,其又对这些干部自身的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次调查显示,在受访者看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
来”(61.8%)、“谁出的钱多给谁办事”(59.9%) 、“只要钱到位,啥事都能办”(54.9%)的观念更为盛行。除此之外,调查显示,分别有41.1%、37.2%、36.7%的 受访者认为,一心想着当官发财的干部,还持有“一人当官,全家发财”“当更大的官,发更多的财”和“不给好处不办事”的思想观念。调查进一步显示,在受访 者看来,在前述这些思想观念的驱使下,那些一心想着当官发财的干部,工作生活中的“不良”行为表现主要有:“贪图安逸,奢靡享乐”(36.1%)、“输送利益,买官卖官”(34.4%)、“欺上瞒下,弄虚作假”(33.6%),三者依次排在受访者选择的前三位。除此之外, 在部分受访者看来,“拉拉扯扯,搞‘小圈子’”(31.2%)、“勾肩搭背,官商勾结”(26.8%)也在这些干部身上有所体现。当官发财的心态不仅会恶化官场生态,而且将对经济社会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当问及“据您观察和了解,持有当官发财心态的干
部,对当地官场生态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时,调查结果显示,“乱象迭生,混乱无序”(48.3%)、“消极腐化思想严重”(37.8%)为更多受访者所选择,在诸多选项中分列前两位。“干部队伍素质低下”(35.0%)、“贪官当道、清官难当”(33.2%)分列三、四位。另有30.3%和22.2%的受访者选择了“行政成本高、效率低”和“潜规则无处不在”。
三、当官发财的心态影响官场生态,官场生态的恶化往往又会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当问及“据您观察和了解,持有当官发财心态的干部,对当地官场生态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时,调查结果显示,“乱象迭生,混乱无序”(48.3%)、“消极腐化思想严重”(37.8%)为更多受访者所选择,在诸多选项中分列前两位。“干部队伍素质低下”(35.0%)、“贪官当道、清官难当”(33.2%)分列三、四位。另有30.3%和22.2%的受访者选择了“行政成本高、效率低”和“潜规则无处不在”。
当官发财的心态影响官场生态,官场生态的恶化往往又会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更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推断,在受访者看来,治安情况(55.8%)、民生水平(54.6%)、经济秩序(46.0%)受到影响和牵连的情况最为普遍。此外,当官发财的心态大行其道,对企业和百姓负担(44.5%)、干群关系(23.9%),以及当地整体社会心态(18.7%)所形成负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四、“手中有权是自己勤奋工作的结果”的权力认知需引起足够警惕
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是干部更好运用权力,更好践行服务为民宗旨的保证。一些干部之所以持有当官发财的心态,虽直接原因有很多,但根源还在于对“权力”的 错误认识。这也在我们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更多受访者表示,那些一心想着当官发财的干部,认为“手中有权是自己勤奋工作的结果”(72.9%),并自认为“一切只应对上面负责”(45.3%)、“有多大的权,就能办多大的事”(43.7%),以及“权力是创造财富的捷径”(33.6%)。
在这些不正确的权力观念驱使下,一些干部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我期许,没有为政清正、为人廉洁的自我要求,反而只有一心为己的私欲私求,以手中握有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实际上都有其现实存在的基础和可能(图2)。
五、当官发财的心态,更可能存在“家境差的”和觉得自己“晋升无望的”干部群体之中
哪些人当官后更想发财,这种心态的存在,是否与干部的出身、学历等因素有关?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辩,近年来网络上一直没有中断过。从受访者的选择来看,“家境差的”(74.9%)和觉得自己“晋升无望的”(61.5%)分列前两位,“社会关系复杂的”(59.8%)和“觉得付出大于回报的”(56.4%)分列三、四位。相对而言,受访者的选择结果显示,干部当官后是否更想发财,与学历的高低基本无关(选择“学历高的”和“学历低的”比例趋近一致)。
那 些“晋升无望的”干部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未来心灰意冷,觉得“不发财对不起自己”;那些“觉得付出大于回报的”干部可能是因为内心不平衡,认为自己不发财 的话不公平;那些“社会关系复杂的”干部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在利益的驱使下没有经得住诱惑。与上述三种情况相比,对于那些出身贫寒的干部,历经十年寒窗苦 读却没有珍惜,将实现自身抱负的净地当作改变自身境遇、创造财富的工具,更加令人感到惋惜。
六、加强正面教育、宣传和引导更为重要
如何杜绝当官发财的心态,是硬性的正式制度安排更重要,还是软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更有效?调查结果显示,60.4%的受访者认为应“加强教育和引导”,这一方面印证了十八大以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于这类干部心态扭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后诸如此类活动和举措持续推进的必要性。当然,依据本次调查的基本结果,“政府信息全面公开”(34.1%)、“一旦发现,严加惩处”(32.3%)、“强化多元监督”(29.8%)和“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和标准”(26.8%)因能够在激励和约束正反两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对于杜绝干部当官发财的心态也很重要,故而今后也应成为有关部门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
(摘自《国家治理》2015年第3期)
廉洁自律心无病,求真务实业有成
----孔繁森廉政小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反腐倡廉中“纸牌屋”的含义
西雅图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第一站。在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就中美关系发表重要演讲。在谈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时,他提到“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赢得了场下听众的阵阵掌声。
但凡爱看美剧的朋友,对《纸牌屋》可能不会陌生。这部讲述权力角逐的电视剧中,编排了大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情节,将政党之间、政党内部的 明争暗斗,通过戏剧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虽不乏夸大和戏谑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
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对此,有外媒惊叹中国反腐的勇气,认为中国的反腐行动在不断深 化,将改变中国的政治风气。也有外媒持消极看法,认为反腐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手段和工具,借此达到铲除异己、政治清洗的目的。对于看惯了政党争斗的部分西方 民众来说,后者的报道迎合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如果再加上一些“三人成虎”式的非理性报道,很容易给人造成中国“选择性”反腐的假象。
“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管级别有多高,谁触犯法律都要问责”……在反腐问题上,党中央的态度无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没有不受查处 的“铁帽子王”。正如习近平主席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所说,“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伤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 度不松,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由此观之,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次演讲,就巧借“纸牌屋”的政治意象,再次为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名,除了回应各种有关反腐的质疑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向美国乃至全世界民众表明,反腐绝不是政治表演,而是着眼于构建新的清朗政治生态;反腐也绝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13亿多中国人民更美好的明天。尽管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同,但“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理应成为所有想要求得政治清明国家的共识。
有 影评人分析,“纸牌屋”的搭建方式是牌与牌之间相互依存倚靠的力学原理,“一张抽离,大厦即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反腐,没有“纸牌屋”,更不可能去 搭建“纸牌屋”。因为一旦任由权力在风中飘荡,最终毁掉的还是自身的执政根基,失去的将是万众民心。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反腐的内在逻辑和历 史必然性;对中国反腐的看法,也必不会被各种奇怪错误的论调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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